是我和他观点一致的地方。但我讲的是湖南，没有讲全国。第二，公社问
题，高级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完，我开始主张联社的办法。中央既已决
定要办，就按照中央的方针定下来，把公社搞起来。去年春天群众就有并
社的要求，公社是必然的趋势，但对供给制、“共产风”，我当然有意见。

曾希圣：你是不是认为公社搞早了？
周小舟：不完全是这样，你不能这样推论。
孔原：你现在讲，在哪些地方拥护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陶铸：你拥护彭，是有你自己的右倾根子。你认为农业要不要报那么多，

有怀疑；钢铁要不要搞那么多，也有怀疑；公社问题，认为高级社的优越
性没有发挥完，实际上是说公社办早了，你这不是反对总路线是什么？
柯庆施：你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讲同意彭的信，同彭谈过话，起了提
供材料的作用。提供了什么材料？

周小舟：我和彭谈话，是把我看到的坏东西给他讲了，没有作全面的分
析。8月 
3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到庐山来后，我和彭谈了 
10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右的，不过彭比我更右……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缺点为什么不
能谈？当时我感到会议有压力。我在和彭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
个经济核算观点……

柯庆施念了 
8月 
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以后，问道：既然说到毛泽东

伟大，为什么又要警惕？

孔原：就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要警惕，就是这个意思嘛！周小舟：

我只是吹吹牛皮嘛！

谭震林说：你是矛盾百出，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吹牛皮？要讲老实的。
曾希圣：你回答两个问题：你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军事俱乐部”里，

担任什么角色？你在“军事俱乐部”里搞了什么？

周小舟：我开始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我有右倾思想，
在人民公社、粮食、大办钢铁、讲缺点、党内有压力等问题上，与彭德怀
的观点有一致之处。浮夸也认为有，说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我没有同意过。
我与彭、黄见过两次面，谈过两次话，就是谈这些。和张闻天也谈过一次
话。我受到彭的影响，犯了错误，是“军事俱乐部”之一员，这有什么可
讲的！

谭震林：你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讲“军事俱乐部”有五六人，你是在五人
之中，还是六人之中？

周小舟：我是在五人之中。

有人问：你说和彭有一致之处，是在主要方面一致，还是次要方面一致？

周小舟：在右倾思想方面，主要点有一致之处。说事先商量过，有计划，
那一点也没有！

谭震林：你说过，反右倾这样反下去，有严重危险，这句话你说过没有？

周小舟：没有讲过“严重”两字。我当时的想法，通过庐山会议，把一
年来的工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都总结清楚。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提出
办法，这时我们会有提高。至于对外、对下面干部怎么说，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反右，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而提
出反右，是有危险的。毛泽东同志那次讲话，没有提 
18个问题，只说一个
反右倾，我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会出乱子的。这是我 
23日听到毛泽东同志
讲话以后的感觉，现在我认识到反右倾是必要的，赞成反右倾。

谭震林：你到底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周小舟：那时是立场问题和认识问题，现在认识清楚了。（全场哄笑）

8月 
9日，第五组开会。会上先由黄克诚作检讨发言。之后，与会者纷
纷批判、揭发和质问。

罗瑞卿（罗三个小组都去）说：我提几个问题：（1）彭德怀同志从国外
回来，给毛泽东同志送坏的方面的材料，是否比过去多？过去送过没有？
（黄克诚：比过去多，过去也送过）（ 
2）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周小舟、
李锐等三人到你那里说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你当时讲：“不
要紧张，不要那么恐慌，毛泽东同志说‘左’派要，中间派也要。”这是什
么意思？（黄克诚：毛泽东同志讲话后，他们说毛泽东同志讲话为什么变
了呢？距离那么远。我讲：你们体会错了。随后周小舟同志同我谈了毛泽
东同志给他的谈话内容）你给彭德怀同志谈了没有？（黄克诚：给彭谈了）

（3）蒋干的故事谈了没有？（黄克诚：没有）张平化问：你和周小舟、李
锐等同志谈话，两次谈话中间彭德怀同志都来了，是不是那个情况？（黄

克诚：是的，彭来了）张德生问调小舟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如何理解？
（黄克诚：记不清了，印象是毛泽东同志讲：有话就讲，不要怕）吴芝圃
发言说：黄克诚同志今天下午的发言，在对于彭德怀同志的认识上比前几
次发言有进步，但对于他自己在“军事俱乐部”究竟起什么作用，却仍没
有谈清楚。劝告克诚同志把由不谋而合到谋而合的真相说出来。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军事俱乐部”的形成，也不外乎这个道理。起初可能是一些臭
味相投的同志不谋而合，“手心中各写一个‘火’字”，拿出来相视而笑；
后来就用各种方式交换意见，互通情报，形成不一定挂招牌，但却是在政
治路线上、政策纲领上、言论行动上有意识地相结合的“俱乐部”了。到
庐山后，这种结合是更加明显了。说进攻就一齐打炮，连说话的神气都一
模一样。李锐同志举高扬同志的例子，说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克诚同志
也举高扬同志的例子，说只准说多，不准说少。参加“俱乐部”的几位同
志一致说，人民公社办早了，经济情况紧张得很，已经影响了阶级关系，
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一致说在庐山会议上要讲
缺点，但感觉有压力。并且在毛泽东同志 
7月 
23日讲话之后，还往来密商
对策，小将有些惊慌，大将说“不要紧张”。可是，他们一致避重就轻，守
口如瓶。这难道是不谋而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