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生恨事’这四个字，
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
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这怎么扯
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
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
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庐山会议时，我只在 
7月 
30日向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要常委中传看，
没有印发）， 
8月 
11日写过一份“检讨书”，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除此以
外，没有写过片言只字。这有会议的全部文件作证。

大概是 
7月 
25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找在火车上的发言说过：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
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
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胡乔木，在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
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193页）
这是批彭开始时的情况。在整个批斗阶段，我始终只将“坦白交代”限制
在同周小舟、周惠两个人的交往中，而决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因为二周同
我的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8月 
10日“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捅出来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
（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可是
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
单独同薄（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
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
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根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
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看过”。（322
页）“不料我的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
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八月十
三日向毛主席写的信中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毛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
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323
页）小舟这封信的内容，我在书中没有摘录。庐山会议时尤其后期，印出
的《简报》和“传阅”文件是很多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周小舟同志
的信”的批语》（附周小舟同志的信）这份文件（1959年 
8月 
14日八届八

中全会文件 
67），在会议将结束时并没有发给我，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小舟
在这封长信中，除开交代了他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的来往交谈之外，
还专门写了同李锐的有关交谈，信中说“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
将我转告他的胡乔木、田家英等同我谈过的一些话都一条条写上去了。接
着写道：“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做
（纸）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
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这些，我认为这
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
明，不要传播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
（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小舟当时受
到的压力很大，他原想让毛主席一人了解这些复杂情况，万万没有料到，
毛主席立即把他这封信印发出来，并写上了那样严厉的批语。由于我没有
看到这份 
67号文件，因此才发生 
8月 
15日（或 
14日）的大会上，我在书
中写到的这一情节：“我的回忆中，周小舟由于思想不通，没有让他在大会
上作检讨，但在大会上逼他作交代。他又谈到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信中
写过的，关于我同田家英等来往之事。特别是提到田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
主席的三条进言（按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听不得批评，能治
天下不能治左右），全场震动。于是刘少奇问我，是怎么回事。在十一日交
出的检讨中，我完全撇开了同田家英等的往来，这个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于是我站起来，大声而从容地说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
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刘少奇马上说：李锐不
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另外解决。于是，这个险情总
算避开了。”（343页）这天以后，8月 
16日的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庐山
会议后期的八中全会，开过多次全体人员的大会，参加这次会的许多人（包
括吴文提到的三位国家老领导人）还健在，除了这一次刘少奇主持的大会
上，或可说李锐曾同周小舟“对质”外，谁还参加过彭真、薄一波、杨尚
昆要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同此人（李锐）对质”的会呢？吴文肯定
“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请问，哪一天
开过这样的大会？《简报》的哪一期刊载过这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