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落实问题。钢铁指标，基建项目过大，出现一些不平衡，出现一些
比例失调现象，所以现在削下来。上半月开神仙会，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
反对“得不偿失”论，反对好像落实就是泄气的想法。7月 
16日以后出现
新的意见（比如彭总的信），小组会争论起来，现在到白热化了，这就使落
实增加了力量。

二、钢材的安排，应努力达到 
898或 
894（万吨），但不等于都分配，
还按 
870（万吨）分配。三道防线，生产 
900万吨，分配 
860（万吨）加进
口 60万吨。结果国内生产 
800万吨，减少 
30万吨就是 
770万吨，争取力
保 
550万吨生产。

三、生产会有些参差不齐。要同心同德，不要指手画脚。你们 
7月底回
去。

四、基建，788拿到投料，拿不到等着。

五、品种。

六、在反右斗争下，在落实的基础上提三个口号：实干、苦干。巧干。
实干是实事求是，同心同德，不再作检讨。

七、组织工作。要在这里搞好再下山，准备 
30日开全体会，我还要讲。
秦始皇专政讲半年多了，还是专得不好。第一书记挂帅，还没挂得很好。

总理是当家人，尽管他也谈到彭德怀的问题，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将
降下来的指标落实下去的问题。当然在一片“反右倾”的批判声中，他的
声音显得微弱，他的努力显得艰难。

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与毛泽东第三次
召见

这时最后一批中央委员已经上山。7月 29日开了大区负责人会，研究
会议形势。毛泽东大概讲了不要压来压去，要允许相互交锋的话。决定立
即宣布召开八中全会。大区区长会开完后，开了大会。毛泽东讲了下面这
篇短话：

考虑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正式中央委员已到者过半
数。会议开了近一个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两件事：

一、更改指标，上海会议改得不彻底。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达不到，但人
代会通过了。为更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作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
去年的事情，全世界议论纷纷。苏联无非三种人：觉得有些可惜，改了为
好；应当用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完成；历来不相信讲怪话的。西方早说达
不到，并说去年实际产量没那么多。英国和日本比较讲了些实话：并非大
丰产。同我们现在议论的一套差不多，我们跟这些资本家有某些相通。

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扯了很久，开全会再扯几天，差不
多了，双方都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
好工作，多少时候了，不解开，当面不扯。解开了，以利团结和工作。

此外，还有些业务问题，到 
8月 
1日搞完。

《议定记录》文件，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
是个过程。一稿被攻倒（主要指“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二稿作者本人
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实际上后来打人冷宫了）。全会发表个公报。
修改指标。下半年要鼓劲。公社怎么办，解散还是维持？用公报的形式来
回答。内部扯的一套，不上公报。每天（简报》这么多，有些问题不宜发
表。形成一个全会决议 
c

有些同志发议论，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一个月
开次中央全会也难，一年四季，一季开一次完全可以。有些事没有充分说，
确有问题。8月上旬开全会。全会方式还是分开开小组会。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 
23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
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 
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
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我的好感，刚开过的上海中央全
会上，因为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三封信），我还是受到当众表扬的人。

30日一早，得到通知，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
谈了一个上午。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毛泽东首先说，他过去不
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
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惯言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谈了他在三军
团工作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江西被怀疑成 
AB团，几乎遭杀害时，是彭总救
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关系始终很好。由此就谈到，尽管如此，但
在某些政治或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泽东就说，政
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随后
毛泽东又谈到“政治参谋长”问题。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
主席，是你提名要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工作关系是
正常的”。毛泽东于是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大了解黄克诚的
历史及彭黄关系）后来就提到人们有“湖南集团”的说法，同我们几个人
不通心，同周小舟尤格格不人，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我们
又都谈了些会议情况，当前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辩。毛泽东说，
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我们对“湖南集团”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这样，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为问题了。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
我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我们谈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
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
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
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