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7月 
26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再次作了检讨。他首先还是重申，
参加庐山会议以前，“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
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然后谈到，参加庐山会议
后，逐渐有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欢讲成绩，一讲
到缺点，就要讲成绩；一讲缺点，似乎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因此
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
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目的是为
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的立场有什么问题。”“对彭总的信，当时也以
为基本上好，对大跃进的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是肯定的，只是对于缺点的
有些提法还可考虑，但也关系不大，只要把问题提出来就好，也不认为有
立场问题。”即便是主席 
23日讲话后，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
摇问题体会也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反复考虑，
才认识到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可见，张闻天思想的转弯受
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折磨，但他这时还是没有“上纲上线”地
责备自己。只是检讨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
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
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
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
正要去解决。”张闻天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去研究什
么是当前形势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强调全面地去总结经验，首先是正面
的经验？为什么不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为什么不强调要继续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偏要片面地强调或夸大缺点，强调总结反面的经
验？”对“左”的错误有切肤之痛的张闻天，根本无法解开这些“为什么”，
只好归结为：对大跃进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
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够，表现不够坚定。他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
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看到了我的问题，我也就想到彭总的信，
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提
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
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
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在结束检讨发
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26日，经过两天反复思考，黄克诚（在第五组）作了检讨。他说，自
己 
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
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
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

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我是中央书记处的一员，有我应该负的责
任。”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我同他说：你有意见写信告诉主席，是好
的。但信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用词不妥当，特别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狂
热性”的提法很不好。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
到其思想具有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黄克诚最
后谈到他曾经反复考虑过建设速度的快和漫的问题，认为在没有掌握建设
经验的时候，虽然慢点可能少出些乱子，快点可能多出些乱子。但根据主
客观形势和条件，宁可承担些乱子，把速度放快点比慢点好。自己在思想
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
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
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
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周小舟在第二组，直到 
27日，他才作长篇发言，他的“觉悟”较慢，
他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因此，人们频频插话，柯庆施更不
断质疑，追问周小舟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周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
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讲话，自
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
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
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人们对周小舟的发言极为
不满。

23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
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
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
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
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但
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因为信中并没有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
许多问题讲得并不错。24日下午在第四组的讨论中，彭德怀有一些插话。
他说：“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正确，我是不怀疑的。对小土炉问
题，我本意是想批判‘得不偿失’的说法，但未写清楚。我也想把工业搞
得快一点，但看到范县的文件，感到搞得急了，又听说山东耕牛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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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专区的灾荒我也很关心，在捷克时还打电话回国问情况，对这些情况，
我又确有点忧虑，思想上发展了片面性，失去了主要的方面。”谈到写信的
事：“开初，对把信印出来有点不高兴。我曾想：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
关系，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一个人看，请他指示的，如要印发作为意见书，
我就要仔细斟酌一下。晚上想想，发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有什么不好。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