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 
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 
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 
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 
3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
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
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
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
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
么遥远的事情。他在 
1920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 
“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
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 
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
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0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
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 
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
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 
15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 
15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
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 
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
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
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
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
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
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
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
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
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
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 
“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
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
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
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人为主’的，彻底
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
之情”。1919年 
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 
1卷第 
2号上发表的毛泽
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
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