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同黄老谈过我在延安被“抢救”，关了一年多监牢的情况。他就谈
到他当年是如何抵制这一运动的。1943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中央令开展 
“抢救运动”时，黄就建议，要接受打“AB团”的教训，不要执行，以免

发生逼供信的错误。可是，华中局不能不执行。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自己
所属的第七旅，亲自去搞试点。有几个人硬逼时极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
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黄于是立即命令停止“抢救”，将被“抢救”的
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立即通知所属部队和管辖地区，一律不
开展“抢救”运动，从而在苏北和三师避免了这场灾难。他的（回忆录）
中，还谈到在华中局汇报审干和“抢救”运动情况时，他如何及时解救了
曾希圣（第七师政委、黄在衡阳第三师范的老同学）的被打成“特务”的
爱人，从而发现“人证”所在的谭震林第二师，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
人。于是，饶漱石同意黄的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952年春，得知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就以在大学学工科为由，
向省委坚决要求转业到工业系统。自己在宣传和新闻工作岗位十来年，深
感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空疏之病，应当去做点实际工作了。可是，我是
本地人，省委以为我应留在湖南，黄老甚至认为我应向理论方面发展。后
来他自己也奉命调中央，最后省委才同意我的要求。到北京后，同黄老仍
保持来往，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两三次，同他漫谈，获得教益。在水电总局
创业之初，为争取部队的转业干部，向他求过援。黄河规划酝酿三门峡方
案时，他曾表示过怀疑。1958年 
1月，参加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
回来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特去黄老家，告诉他我的意外遭遇（三峡问题
采纳了我的意见，毛主席命我当他的兼职秘书），自己非常不安，怕以后出
事。记得调离湖南时，黄老曾告诉我：发言权不要太高。我还向他反映了
胡乔木的一种看法，毛主席这时有一种类似抗战初期的兴奋心态。大跃进
期间，忙得团团转，同黄老很少接触。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我从西南各
省转到长沙时，同周小舟有过一次长谈，交换对大跃进各种问题的看法。
小舟告诉我，黄老 
3月间来过湖南，到浏阳等地看过小高炉炼铁，认为这
样炼铁，浪费资源，劳民伤财，太不划算了；这种不讲经济不讲科学的蠢
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他肯定湖南没有强迫推广密植做得对，粮打得多一
些，不像湖北、广东，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饿肚子。小舟还告诉我，北戴河
会议时，通过了全国搞人民公社的决议后，黄老曾向他谈过（在座有陶铸、
王任重等），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老这次走了几个省，深深感到，到
下面了解真实情况，已很困难。3月 
2日，他在邵阳对陪同他的地委正副书
记和军分区政委，讲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干部中，
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敢说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
提拔重用。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帽
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钢铁多少万吨。”
他最后说：“我见到什么问题，喜欢一吐为快，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正面

的意见，反面的意见我都听，不主观武断，不无理压服别人。”《湖南党史
月刊》1988年第 
1期）

1959年庐山会议，黄老是 
7月 
17日上山的。这时彭德怀的《意见书》
已经印发。18日一早，周小舟、周惠和我去看望他。我们都谈到，在小组
会上还有不能多谈缺点的压力。黄说，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他也讲过，我黄
克诚总还算一个敢讲点真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好讲了。谈到彭总的信，黄
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
得更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他明明知道会议对大跃进的看法，还有
分歧；他尤其清楚毛、彭之间存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有些老疙瘩一直没
有解开；他也知道这时要他上山来，自有特殊原因；但他还是在 
19日的小
组会讲了真话，以支持彭的意见。他大谈大跃进中的缺点，说有缺点不可
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当时河南最早放炼铁“卫星”，中央工交工作部
副部长高扬去调查，向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河南省委大为光火。他说，
这就是报喜高兴，报忧就不愉快。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他的发言：毛主席
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其中彭、黄、张、周和我这个“追随者”的详情，
我已如实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交代。这里只重提两件事。一是 
7月 
23日毛主席批彭讲话后，当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谈，
这已是很不应当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黄老一谈，我说了这
样担心的话，“人家会说我们还有小组织活动”，也未能阻止住，黄老只好
同意我们去。黄一直劝导我们，有意见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谈清楚。小舟和
我仍激动，小舟说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后被捅开，当然更是
火上加油，定案成“反党集团”。弄成这个局面，23日夜之事有很大关系，
至今仍感到内疚无已。二是，我们三个人（我与二周）几次作检讨写交代，
关于黄老，我们都无一字一句贬语，都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为人处世的长处，
尤其民主作风好，对干部宽厚，以及我们对他的敬重等。这是至今感到的
一种宽慰。庐山会议最后阶段，迫于形势，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
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只能 
“缴械投降”，“要什么给什么”，把一切都兜揽起来。他们做这种违心之事，
当然痛苦万分。那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历史铸成的。黄老后来对他的儿
女说过，庐山会议后期，他还是违心地认了账，虽说这是万不得已，出于
服从决定、服从上级的惯性，但总觉得自己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心中一
直耿耿。正由于这个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交代时，他就变得
更加“顽固不化”了。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黄老的家风，他是怎样教育四
个儿女的。他的“家训”有：“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