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 
7月 
23日
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
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
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
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
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
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
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
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
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
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
果，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
性的错误。

第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
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
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
的统计，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 
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 
62%。棉花、糖料、
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
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48%以上。钢产量达 
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

73.4O；生铁达到 2191万吨，增长 
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
增加。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 
35.2%，提高
到 
43石%；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 
34.3%降到 
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
步拉长。1959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81亿元，
增长 
30%，总投资规模达到 
35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
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 
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 
1958年还
低 
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 
33.9%，猛增到 
43.8%，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 
22亿元。人民生
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 
15%，而粮食征购量却
比上年增加 
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 
83
元降到 
65元，下降了 
22%。 
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人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
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 
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 
1840万吨，

并提出了 
8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国家计委编制的 
1960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
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
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
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
比大幅度下降的 
1959年又下降了 
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
其中粮食减产 
530亿斤，棉花减产 
1292万担，油料减产 52.7%，生猪头
数减少 
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 
9.8%，在棉布、棉纱、食糖、卷
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

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 
1866
万吨，比上年增加 
479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
高的水平。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 
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
了 
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达 
3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
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
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 
81.8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 
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大
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
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
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
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 
1113万，净增率为 
10.19‰； 
1960年，人口减少 
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 
348万，
净增率为-3.78‰。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 
1959年至 
1961年
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
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