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让大家斗一下，把模糊的东西搞清楚一点。争论
印不印，是不对的。我的这封信，印出来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坏的方
面，如果领导不强，会有很多人被迷惑，会打击积极性。当然，由于有毛
主席的领导，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信中缺点写得很多，缺乏分析，意
思没写清楚，不是因为仓促，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彭德怀还说：“为什么
写这信给主席？华北会议我得到一条重要的教训：我这个人是旧军官出身，
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对此
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写信给主席。”这些插话半是检讨，半是解释，
他显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
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
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他
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
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
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
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我的思
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 
13日的小组会中，
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
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
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 
13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
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 
15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
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
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
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
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
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
建议会后收回我 
7月 
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人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
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
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
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
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
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
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

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
更激烈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后面。

彭德怀后来在笔记中追叙了当时的心情：“7月 
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
对我 
7月 
14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
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
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
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像万箭穿心似的。”他的难过，
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
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
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
在后来追记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日的检讨
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十倍万箭穿心的检讨啊！

我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可是也被作为重点，在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
评。我在第一组，有北京的几位部长同在一组。20日的发言，我曾谈到钢
铁翻番和 
1959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这当然刺痛了柯庆施。小
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
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
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
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
问，那么是听见谁说的呢？他说是柯老说的。我就说，这更奇怪了，柯老
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了“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
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
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那时我必须极
力辩明自己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我跟柯庆施“结怨”，还有这么件事： 
1958年 
3月成都会议时，冶金部的报告很受毛泽东的赞赏。柯庆施在南宁
会议很得恩宠，是当时的大红人，也急着想写一篇东西，以便在会上印发。
他找我起草，但他谈不出多少东西，我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他有过这
类豪言壮语：15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那时他正应聘为复旦大学
讲课。我费力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此文没有在会上印发，他大失所望。后
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庆施向他埋怨：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
他必带张春桥，庐山会议也带了去。）这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知道了我们
小组会的情况，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我干杯。我就大声说：柯
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满餐厅几桌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