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你们要学革命,
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新观察》1987年第
15期)这四个儿女我都认识,且小有往来,他们作风朴实,都是“寻常百
姓”,都有“乃父之风”。
1979年初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仍然同
50年代一样,每年总要去看望
黄老几次,回忆旧事,评论人物,更多的是议论形势,关心国家大局。有
时仍然免不了争论,乃至相持不下。1980年尾讨论《历史决议》前后,我
们也谈过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对我教益很大。他的《回忆录》关于这
个问题有一篇附录,从历史上许多重大关节之处,来阐述毛泽东无可替代
的功勋;说明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不可能诞生一个新中国。他也实事求
是地谈到毛晚年的错误,但反对以轻薄的态度、感情用事的态度来评价。
最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出发,得出结论;必须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
是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毛泽
东的一生及其功过,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年黄老病重时,我几次去医院看望。最后病危时,他反对再进行
抢救人为毫无意义,要拔掉身上那些管子,经过医护人员保护才止住。1979
年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就谈到彭老总去世前的种种惨状,这时他
不免又想起彭老总来,说自己也不料能活到
84岁。病危时我去过医院两次,
已只能隔窗探视,病床周围架满各种医疗器械,不得近前。医生说:独心
脏坚强,尚能搏动。隔约半月,12月
28日正午,电话中得知噩耗,赶到医
院,人病室,始见瘦削面容,在遗体前久久仁立,不禁悲从中来;近
40年
来可以交心的人,从兹永诀!
这天晚上,久久不能人睡,吟得八句,以寄哀思,并在《人民日报》刊
出:
可以交心人永诀,难于握管我伤情。
忘年道谊兼师友,忆昔狂潮共醉醒。
九畹贞风当世仰,一身正气有公评。
更聆教诲今无及,时下何堪失直声。
几年来,一直想写篇文章怀念黄老,来稍稍说明诗中的意思。今年是黄
老
90岁诞辰,不能再拖了。上面所写的这些琐琐碎碎,也只是主要从讲真
话这个侧面,来介绍黄克诚这个不是凤毛麟角,也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
党人、真正的人。不讲真话,听不到真话,我们曾经付出过多么巨大的代
价;大家都知道,其原因主要在我们一直缺乏应有的民主生活。如果今后
能够做到,大家都愿意都能够讲真话了,相信我们的黄老定会含笑九泉。
1992年
10月下旬
(原载
1992年
12月
25日《文汇报》)
附录三: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去年
9月刘英同志来信说,“闻天同志含冤去世已经
8年多了。明年是
他的
85周年诞辰,有关方面计划为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你和闻天同志在
庐山受难,很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不久前,《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
组将《选集》文章送了一套与我,其中就有张闻天在庐山的那篇有名的长
篇发言。重读之后,一方面引起往事的回忆,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张闻天
的敬重。
大家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
主义反党集团”时,张闻天被目为“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副帅”,受
冲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攻击的靶子就是这篇讲了三个小时的《发言》。此时
此刻,张闻天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长篇的发言呢?
庐山会议的前期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
议的《纪要》就结束的。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毛泽东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
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主循刘少奇的两句话:“成绩
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着重
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
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
7月
15日左右,《纪要》草稿
和彭总的信印发之后,形势就向紧张方面变化了。这时,有些同志认为刮
“共产风”等问题已作过检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
怕因此“泄气”,今后难以维持继续大跃进的局面。有些同志则感觉还有一
种“压力”,即难以将缺点讲透,认为不把事实和后果摆清楚,找出其根源,
认真总结好经验教训,就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多数人的观点比较持中,都
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
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一番之后,张闻天就
密切注意大跃进发展的形势了。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
令停止。1959年
3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
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
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
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
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
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
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
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
和我,还有陈伯达),正谈论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
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
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
木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
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
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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