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发表意见。但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我
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有一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来对付
你们那个俱乐部。20日的小组会上，《简报》反映，他只谈了公社问题。他
是从供给制这个角度，评价公社优于高级社的。他认为发生的问题，主要
表现在所有制和“吃饭不要钱”两个问题上。把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很快
变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步子迈大了一些。“吃饭不要钱”，看来全国普
遍实行也有问题。北戴河关于公社决议中，“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
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他认为高级社的评工分制度虽可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社员收入悬殊很大，有 
30%超支户，需要救济。这是
干部、群众容易接受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社会基础。“我对于这点寄
以极大同情。有的高级社不按国家计划，偏重种植价值高的经济作物，这
也是高级社所有制的缺点。因此，应当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
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
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出勤率可增加 
10%至 
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
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

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作了长篇发言。他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
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丝毫怀疑。去年粮食增产 
30%，工业增
长 
66%，古今中外所无。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局
面，而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有些问题本来
可以避免，是工作没做好，如广东不该提倡吃三顿干饭，土炉炼铁可以不
搞，公社化应尽量少搞平均主义等。我跟陶铸比较熟，闲谈时他跟我说过： 
“我这个人历来是敢打冲锋的。”陶铸确实是一个痛快人，心口如一：“我
们在下面做工作，脑子确有点热，因此，出一点乱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不同意不让讲缺点和有压力的看法：“事实上，不仅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
不怕讲缺点，就是万人大会要我们脱掉裤子，狠狠地打自己的屁股，我们
也干过了。”他说，搞运动开始时是要一点“压力”的，运动起来后，就要

善于倾听反面意见。省一级领导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严格
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还要认真读点书，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规律，并能运用它。农业要发展，主要靠机械化；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搞
平均主义是不行的。这次会议总结经验很重要，是在肯定伟大成绩的基础
上来总结。“如果中央和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看法表面一致，实际上有分歧，
对下面影响就大了。下面在等待庐山会议出‘安民布告’。”最后，他谈了
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人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
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
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
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时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
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
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
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
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
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的历
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
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就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
所屡次指出的是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
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
误现在我们并未纠正，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
搞坏。虽然大家优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在陶铸发言的同时，王任重在第四组也作了发言。他同意赵尔陆的意见，
对自己犯的错误沉重一点，可以多想点问题。（讨论中有人对赵尔陆所说“对
缺点、错误应该检讨，应该沉重”不以为然，认为检讨是应该的，但不必
那样沉重。）过去总喜欢听好的一面，对坏的一面则不那么容易听得进去，
或是听了之后心里不如听好的那么舒服。而下面的同志对我们缺点的批评
是非常谨慎的，有的害怕提了意见给戴帽于。中央部门有的同志下来看到
了问题也不公开对我们提出批评。省级机关下乡检查工作也是多说成绩，
不大肯说缺点，这是值得我们省委负责同志注意的。他说，无论是总结经
验、说透缺点或调整比例，都不能把冲天干劲减少。湖北省委接受去年“说
大话，吃大亏”的教训，提出“立大志，建大业”的口号，仍然需要强调
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在执行总路线当中发生的
某些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如刮“共产风”，是带有政治性的，是“左”的。
但不能一般化地讲“不‘左’则右”。计划或高一点或低一点，任何时候总
是有的，所以一般的计划不准，不能认为是“左”或是右的问题。在经济

建设中，究竟是“左”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从长期
看来，主要的障碍可能还是右倾保守。王任重表示不能同意在经济建设中
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的说法。关于 
“得
不偿失”的问题，王任重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大跃进具有伟
大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从 
1958年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的历史意义来说，缺点错误则不成比例。一个
指头的问题今后还会有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王任重还
说，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吃饭不要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说，办
食堂是个正确方向，但可以根据地区的不同，灵活执行，不必强求一致。
他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据条件，可办可不办”的方针，认为“积极
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是对的。

北京来的同志多关注计划安排和一些具体问题。这些方面比地方的同志
体会深，也谈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