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
折点是 
7月 
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
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
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
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
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账，作出政治结
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
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
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容易辨明，错误
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
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
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
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
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
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
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
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
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
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
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
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
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
益兴旺。”八大隔了 
3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 
4月上海会议才
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
在一个人手里”，关于 
“李锐怕鬼”（实际是赞扬李锐上书，但胆子还不大，
要将副本送李富春，内容还写得太简略）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
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戴上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
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第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
后，毛泽东曾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盲目迷信权威。1956年（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科学地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造成
的错误，指出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
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
把个人神化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
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
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
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
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
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

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
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1958年 
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
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
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
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
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
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
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
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
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
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
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
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
济的影响，几十年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
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
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年 
3月
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
确的个人崇拜”，自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以推行对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7月 
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 
“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
主席。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
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
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
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
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
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
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
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