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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29)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欧爱铎

在军事行动方面,黄克诚“一贯右倾”;在肃反斗争方面,黄克诚也“一
贯右倾”。中央苏区开始打“AB团”的肃反运动时,黄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
最初他也盲从过,虽然比较保守、但也肃掉了一些。上边一号召,下边一
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
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破坏革
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
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
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
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
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是一个
真正不二过的人。

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
黄时任第三师政委,上边命令抓捕所谓“AB团”分子,他就拒绝执行了。
可是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太大,三师中还是杀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
是很优秀的干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笃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师范学生,参
加过南昌起义,对一军团的情况很熟悉,黄同他相处中,无所不谈。以后
再要抓人,黄就硬着头皮顶住,坚决不从,还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
要抓的人中,并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悄悄通
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藏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
被找到杀掉了。他为此无限痛心,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
辜?同他们大吵了一通。因此黄也被怀疑是“AB团”,“托陈取消派”,决定
将他抓起来“审查”。在三军团,黄同彭德怀之间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关系,
有时吵了架也相安无事。这对幸亏彭深深信任这位打仗和进言都勇敢的部
下,进行了干预,他才得免于难。但仍然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
帽子,撤掉了他三师政委的职务,分配到军团司令部当秘书。他对彭德怀
的干预从来不知道,彭也从未跟他谈过此事。后来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时,
说他支持彭的《意见书》,是为了报救命之恩,他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 
1959年庐山会议 
8月 
1日常委会后,毛泽东留我们旁听的四个人吃饭时,
就曾问过黄、彭“父子关系”的说法。1931年 
12月,开始纠正肃反“扩大
化”之后,黄才又被起用,任一师政委。一上任就赶上前面谈到的打赣州。


1935年 
9月,长征的红军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
伤病员很多,行军时掉队的人仍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怀疑这些人情绪不振,
会投敌叛变,决定严办。当时黄已降职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对这些同志


实在不忍处理,有一位受过重伤的管理科长,只因过草地时丢掉几名伤兵,
也要交付审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却遭到了狠狠的训斥,撤掉了他所长
的职务。总结了这些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四军时,在华中局扩
大会上作报告,谈到审干和锄奸问题,提出了“宁可错放,不可错杀”的
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和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华中新四军的战斗岁
月中,黄克诚的处境比过去内战时期大不相同,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
苏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遇事多从困难处着
眼的作风,在实践中自有新的发展;他的好提意见并坚持己见的性格,自
然也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也发生过同华中局领导意见相左之事。1940年,
同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的反“磨擦”战役,取得黄桥胜利之后,12月的曹甸
之战,从政治到军事,黄都是不同意打的,尤其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于
我十分不利。后来在打法上,根据历史上的作战经验,黄还作过具体建议,
未被采纳。曹甸战役终于没有打好,他却被认为右倾,撤了第五纵队司令
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司令员由陈毅兼。陈不能到任,实际上黄仍
是一身二任。1941年夏,日军大“扫荡”,他又同华中局领导发生“保卫盐
城”之争,又被认为不服从指挥,开干部会对他进行批评。他不服,坚持
自己战前所提意见的正确,战役未达预期目的,不是他不服从指挥,而是
上级指挥不当。当时华中局和军部都在盐城,在日军‘扫荡”开始时,他
建议及早撤离,跳出敌包围圈,分散游击,伺机反击。盐城终于未能守住,
仓促撤退,造成损失。他联系上次打曹甸战役,认为两次都是上级处置有
误。由于争论相持不下,黄便电告中央,中央将电报转回华中局,仍争论
不已。虽然意见未变,黄感到这样下去,极不利于团结对敌大局,于是委
屈到底,服从组织决定,在华中局会议和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还向毛主
席发电作了自我批评。事后,他同陈毅交心,终于消除一些误会。1942年
陈毅总结曹甸战役时,从政治到军事,都承认有不当之处。这以后,黄率
领的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频繁作战,不断胜利,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
地。日本投降之后,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大好时机,不顾饶漱石的
阻挠,他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一千几百字的长电,陈述对当时
形势的看法,如何在军事上经略华北、山东,收缩华中,调 
5万最好 
10万
主力出关争取东北。后来中央的方针和实践,证明了这份电报的起草者确
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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