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
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
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
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
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
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
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
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第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
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
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
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
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
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
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
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
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
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
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
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
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年 
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
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
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
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
过程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
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
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

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
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 
1957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 
5月党的八大
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
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
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
然经过 
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
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
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
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
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
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
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
的同志，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 
”理论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 
1957年的“右派分
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
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
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
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