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午，朱德（在第三组）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
的重要性，并且说，不论在工矿企业和公社中，都要加强经济核算，个人
也要有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
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毛主席号召我们读书，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
义的规律搞通。

彭德怀在第四组。就在 
21日讨论到他的信时，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
说到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
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
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 
15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
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
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这个插话虽短，但写信的本人听到许多反
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信有缺点，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他的信，
以免再向下扩散。按理说，即令对这封信和写信的人抱了成见，本人有此
声明，也可以不再追究了。可是这段话，后来也认为是假的，不是本意。

以上扼要地记录各组讨论情况，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
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
争论。应当说，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当时大家最关心的还
是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有个“安民告示”，快点通过《议定记录》，以便
下山去抓工作。会议已经开了 
20天了，都想快点下山。可是，会议形势的
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会外的活动。譬如：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
向他说，主席跟柯庆施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
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 
1958年 
4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谈到要善于听不同
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过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
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跟我谈到
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
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

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
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
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
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对唱《东
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传出来了。同时，在小组会对彭德怀的信
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处谈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现在会
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越低越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这些事实，从以
后两天的常委会上批彭时，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导致 
7月 
23日毛泽东那篇讲话的原因，除开他本身的主观原因
外，还有众多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几个人谈过话外，当然还
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人怎样在毛泽东面前攻击彭德怀以
及我们这些“右派”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上述这些传言，肯定都是或
多或少讲过的。在 
22日之前，毛泽东同中央常委同志，肯定没有交换过有
关 
23日讲话内容的意见。我的记录本上，记有 
7月 
20日刘少奇提的三个
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
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7月 
19日或 
20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
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
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7月 22日下午，政治局还开会修改《议定记录》草稿。

彭真上山后，7月 
22日，由彭真接替周恩来，主持庐山会议的讨论工
作。

张闻天的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
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在延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之后，1942年二月，他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绥米四县和晋西北的
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进行长达 
400天的全面调查，收集大量有关经济
和社会的材料，自己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很有内容的 
19篇调查报告，从
而更加养成坚持求真知的科学习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工作时，他曾着
意研究经济问题。1948年到东北局任常委后，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对
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调查，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新
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主持东北城市工作会议时，他为东北局写过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
存在的 
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
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
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 
1949年 
3月召开的七
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 
1949年 
7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
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
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
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
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
《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
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
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