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我这句话，见到这个场面：我硬不干杯，转回餐桌不予理会，使得这
位柯老下不了台。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我这个人何等“少不更事”洞时
也说明当时的情况，还只对事没对人，会议的空气还允许我如此放肆。但
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龙胆紫集》“戊己辞”九首最后一首：咏
某“战友”，就是写此人的：

“人皆学士”此雄心，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盖棺“战友”典型存。

26日，我作第一次检讨（《简报》都刊出的），首先检讨了上次态度的
不好。随着简单说到一年多来的思想情况：从我本身的工作（水电）来说，
从来是觉得可以多快好省的（长期为此争取过），对总路线、大跃进是认真
贯彻执行的。去年以来，同主席的接触和向主席写过三封信，主要是谈当
时钢铁指标定得过高，其他难以平衡；以及对计划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总
的精神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大跃进和贯彻总路线，对鹤寿同志（王鹤寿也在
第一组）和冶金部的意见，从来也只是说指标定得过高了，左邻右舍有困
难。对于把“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我有一种想法，认为像庐山这样的会
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缺点和问题谈清楚。对于彭
总的信，我是有过同情的。刚一看到时，感到作为对立面提出来是好的，
当时还同别的同志说过，彭总伟大（果然后来有人揭发）；以后又看了一遍，
也只是感到一些词句和一些提法上，例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
上次我讲了（记录没有写上）。至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总路线的怀疑、
摇摆扭于自己的思想状况，根本没有这样的嗅觉。听到主席讲话后，对许
多问题比过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大家认为我没有敞开思想，有的人对我的发言不满意，我那时还完全没
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还把我在小组会上同别人争论的情况，以及不跟
柯庆施干杯之事，得意地告诉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听了，也颇为高兴。

对事，也要对人

7月 
26日是庐山会议的一个关键日：反党定性，批斗升级；犯错误的
同志不单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问题。这天各小组都传
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我的记录本上是这样记的：事是人做的，对事，也
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只有这样几句，各种
传闻就复杂多了。

7月 
23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住处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了毛
泽东耳中。我担忧的人家会怀疑是“小组织活动”，竟然真的出现了。黄克
诚和彭德怀又是住在一起的。人们自然疑心：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
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26日印发的作为 
7月 
23日讲话的续篇，《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即对李
云仲信的批示）有的放矢，说得极为清楚：“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
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 
1957年
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
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
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
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
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
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
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
样。”

关键就在“右倾活动”、“猖狂进攻”8个字；谁还敢“摇摆”呢？谁还
敢当“中间”派呢？

就在发出对李云仲信的批示的第二天，毛泽东还批发了另外两个材料，
一个是《国务院秘书厅学习简报》，一个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
社的各种看法》。这两个材料的内容，前面已作过介绍，都是对大跃进、人
民公社的不同意见。

我的记录本上，还记有 
7月 
26日上午周恩来的一个长篇讲话的要点，
是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苦口婆心作关照：要接受当前这个突然发生
的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
工作做好。要点如下：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限。思想问题，
路线问题，如对后者有所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两者有联系，又有区
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
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
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
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
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