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
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
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
独立自主方针办。到 
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 
25万人，成
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
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
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
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 1939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
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
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他还对程
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
来，还要放第三枪。”1940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
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 
1947年 
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
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
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
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
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
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
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
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
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 
24年中，主
席大概讲过 
4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
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
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啊！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
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
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毛泽东送去。1958年 
12月，武昌会议公布
粮产 
7500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

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 
1200亿斤，
只能 
900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毛泽东面谈未果，才亲
自口述笔改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
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
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
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
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
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 
9月上旬），
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
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 
“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 
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
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是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
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
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
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
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昨天我要
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
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
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根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
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
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
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捡回来煮
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
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
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
起吧！”’“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在
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