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逄先知说：“戚本禹这段‘回忆’纯属编造，还绘声绘色地编造毛主席说的一些话，用戚的话来说那真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

“田家英带了四个人，有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和我。骆是女同志，便于向妇女了解情况。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四川省委办公厅贾主任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新繁县原来是一县一社，公社体制下放后崇义大队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给改名大丰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

“我住在一中队的队部，同中队长杜云湘住在一个林盘里（就是一个居民点），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里跟几个干部开会，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几次去大丰，都要去看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2011年去还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

逄先知说：“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在自我吹嘘。说到去成都市拉粪，戚又把这个‘发明权’揽到自己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全公社社员到成都市内拉粪，拉一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子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长龙般的挑粪队伍川流不息，浩浩荡荡。田家英亲自带头拉粪车，更激发了社员们的劲头。不几天的工夫，肥料备足了，中稻插秧任务及时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田家英这样大张旗鼓地用物质奖励的办法激发社员积极性去拉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的思想远远不如田家英那么解放。到成都拉粪是全公社统一行动，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戚还说，他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别人谁也不能碰。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种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