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说的不是事实。王象乾说：“关于秘书室向毛主席写报告分为总结性的即年终报告和专题报告，这样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来的。田家英说，信访工作不仅处理具体问题，更要综合反映问题。要给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别是把刚刚露出地平线苗头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说他写的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是建国以后中办开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标榜了。”
最早调去帮助田家英处理事务的大学生李公绰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起草过给毛主席的报告，这类报告都是彭达彰写的。”
戚本禹说报告是他起草的，总理要他去参加会议。大家说，以秘书室名义给毛主席的报告，从不署个人名字，周总理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写的，叫他去参加会议？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中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
我们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他老人家服务十几年，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同样，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十分关心群众疾苦。戚本禹在这里有意贬损周总理，突出他这个“小秘书”，实在太不像话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就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
关于秘书室压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这件事，逄先知是亲历者，他那时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说：“信不是田家英压的，办信的人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信（指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钢铁厂党委1951年8月31日给毛主席的信）及时反映上去，这两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难、工资存在不合理现象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别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压信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我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里，写过这件事。我写的是‘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没有点名。戚本禹是负责北京地区的群众来信的，他自己也说信开始是他处理的。当时田家英专心编《毛选》，处理群众来信这一摊事儿由彭达彰负责，当时彭达彰就说他自己有责任。田家英确实是代人受过，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闷酒，喝得大醉。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戚本禹却把责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说，他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有给他全讲，只听田家英跟别人讲了几句，那他怎么会知道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编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话，说什么毛主席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为压了这两封信，毛主席会对自己十分信任的秘书田家英这样说吗？”
《回忆录》中还说：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凡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嘘一番，说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报告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在协助田家英搞《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前面说过了，戚本禹并没有给毛主席写过报告，报告都是彭达彰等室领导写的。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件事，逄先知是这样用电话询问李公绰的：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是不是戚本禹写的？李非常明确地说：“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怎么会是戚本禹写的，都是彭达彰他们室领导写的。戚本禹这样吹牛，真可怕！”吕澄更肯定地说：“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绝不是戚本禹写的。”王象乾说：“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对秘书室的室务委员，带有批评的口气说：‘戚本禹刚来的时候，连普通信都写不好，改来改去才能用，他现在写的文章，你们谁能写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