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大家很兴奋，积极发言……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前后历时70余天。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组的全体人员，在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张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他提供的材料，具体而真实，与逄先知的记忆完全一致。凭这个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调查问题上所说的种种谎言。
张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机床厂作调查。组长是高禹，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级，有相当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却谎称他是天津机床厂调查组的组长，“被破格重用”。更让人惊奇的是，《回忆录》里写的关于他向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又受到陈伯达表扬的那段描述。陈伯达从来没有到过天津机床厂。逄先知等人与戚在一起调查，朝夕相处，从未听说过戚向陈作汇报。
关于天津调查材料上报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况，张作耀的材料已经简明地提到。为了彻底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这次我们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调查材料的档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写在田家英8月24日为上报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所写的报告上。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8月23日开始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时地将天津工业调查材料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调查材料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十二，印发与会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发各同志研究。毛泽东1961年8月27日”。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调查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津第一钢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一个是《天津机床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机床厂调查附有8个材料，是各人分头写的，最后由组长高禹定稿。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
戚本禹说，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客观事实总是同戚本禹作对。中央档案馆对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所谓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写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不知戚本禹有什么本事能写出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只参加了机床厂调查，怎么能知道天津第一钢厂的调查情况？天津调查是1961年9月上旬结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发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并为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供了参考。1961年底还写什么天津工业调查报告，岂不是放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通观《回忆录》，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写报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这样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随便地说，如此吹牛，实为罕见。
戚本禹还说：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