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过：“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这句话透露了他的心机。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将戚本禹送给他的一份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戚本禹一下子在党内出了名，尝到了甜头，很是满足了他出人头地的意愿。这次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会替他转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说：江青“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

江青是怎样看到《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吕澄说：“我听朱固[]说，戚本禹是通过江青把文章送给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本来是戚本禹与朱固合写的，朱固还到北京图书馆借过有关李秀成的书。文章发表了，只署戚本禹一个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见。”

前面我们说过，戚本禹说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他也找来读了。这虽是谎话，却泄露了戚本禹内心深处的方向标：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作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笔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曾说过：“我们一些‘左’派，就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话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谣言，来抬高自己。谁也不会相信，就凭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和被戚称为“恩师”的田家英，会找他戚本禹合写文章！“田家英”三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字，不知还有什么名人找他合写文章？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吹捧江青，打压胡乔木、田家英。这正说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伙。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颠倒的历史，早已颠倒过来了。

十二、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戚本禹还说：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到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后，理应首先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

这些话，一看就是戚本禹道听途说，或者看了什么有关文章后加工改造写出来的。老实说，在这件事情上，戚本禹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派田家英到湖南调查，包括调查的具体地点，都是毛主席在杭州当面向田家英说定的。主席提出调查4个地点：韶山大队（主席家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宁乡炭子冲大队（刘少奇家乡）、天华大队（后来没有去。刘少奇曾在这个大队作过调查）。毛主席还特别嘱咐田家英，问问少奇同志那里派什么人去参加调查，他对调查有什么意见。所以调查组凡是关于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都送刘少奇。

戚本禹不是说，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理应先去向毛主席汇报，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汇报呢？戚本禹有所不知，田家英是6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当时毛主席正在外地，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所以他先向刘少奇汇报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田汇报刚开个头，就被性急的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明了了，随即提出他的分田主张。刘要田对他的主张在秀才中酝酿一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刘少奇并没有要田家英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只是当田家英问可不可以向主席说时，刘少奇说可以。

此时，田家英正急着要向毛主席汇报，就打电话给汪东兴，问主席什么时候回来。回复的电话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当时主席正在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