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上午，开驻社干部会，汇报最后两次小组会的情况。田主持。讨论竹木管理办法，财权下放问题，民办小学问题。田提出要考虑4个问题：（一）生产小组固定不固定；（二）权力下放何时开始；（三）生产队多余的粮食、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卖、自行储备；（四）注意群众对干部的报复。

6月22日下午，请周明久、刘生荣（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车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6月24日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干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座谈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了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不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会的同志都赞成成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样。

6月29日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田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种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调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