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戚本禹说：“主席曾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逄先知说：“我为毛主席管书，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他的书可以随便往外借，连警卫战士的家属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过书的只有李讷、毛远新、孔令华。毛主席非常爱惜他的书。在延安的时候，给他管书的一位同志把他的书弄丢了，主席很生气，批评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还提起这个事。有一次他发现《四部备要》中的一本书被老鼠咬了，问田家英是怎么搞的。从此田家英就养了一只猫。”
戚本禹还说：“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戚本禹又瞎说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随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任命张经武（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主任，田家英为副主任。陈秉忱从军委办公厅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与逄为毛主席管书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从《回忆录》里看，戚是看不起管书这个工作的，但在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说：“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王象乾说：“戚本禹没有给毛主席买过书。他说毛主席的书通过他的手借给警卫战士看，也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与江青共同批注《资本论》的故事。他说：“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1卷，从第1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较少。”
逄先知说：“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毛主席在扉页写了两个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在《资本论》第1卷第2页上写着：‘1867年距今[]87年’。书内有毛主席用红蓝铅笔划的线，没有批语。这本书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以上情况说明毛主席读过《资本论》，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会这样地胡编乱造。如果是为了驳斥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那也不能靠造谣的办法，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毛主席读《资本论》的情况。当然，没有留下批语，不等于没有认真读过。戚本禹居然说‘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显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关于编《毛泽东选集》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我离开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做校对和收发。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3卷也与读书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
逄先知说：“1950年8月，中央决定让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调去协助工作，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毛主席管书，一是参加《毛选》校对等技术性工作。戚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编《毛选》。根本没有这回事，秘书室是专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没有能力承担编《毛选》的工作。戚还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又说错了。刘少奇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这里来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出版时，编辑单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只是出书时使用的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机构。”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调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为毛主席管书，校对《毛选》，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戚本禹却说：
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去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过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对时必须聚精会神，像对待“敌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校，不能有稍许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学习、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对完了甚至连文章讲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他通过校对《毛选》就“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者。这也许就是田家英不让他继续参加《毛选》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