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说：“我在田家英出事后，是销毁过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烧的。这件事，我当时就交代清楚了，后来组织上也已查清。几十年后，戚本禹别有用心地旧事重提，我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我销毁的材料，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当时是在一种紧张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一件蠢事。是销毁什么东西把抽水马桶堵了呢？是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有我在1963年秘书室室务会议上批评戚本禹的发言稿，害怕戚本禹报复，才下决心销毁。这个笔记本很厚，是道林纸的，有一个厚纸壳子，这一下就惹出了大祸！”
逄先知说：“戚本禹采取他在《回忆录》中一贯使用的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手法。说什么我写了一百多张纸的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张。戚本禹甚至说我揭发田家英说过：‘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这是十分恶毒的造谣诬蔑，既是对田家英的诬陷，又是对我的诬陷。”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说，1962年以后，田家英虽然对毛主席有些不满，但绝不会有这样的仇恨。田家英总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后，每当主席让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协助编辑《毛主席诗词》，他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主席很满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个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决定，他才感到完全绝望了。逄先知说：“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编造的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谁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会长眠在水晶棺里，那时想的都是遗体应火化。用水晶棺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由党中央决定的。据负责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专家说，他们当时毫无准备。这时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谣的时候，根本不顾这些重要事实，反正想怎么诬陷你就怎么诬陷你。”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逄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田家英平反的决定。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田家英追悼会，由邓力群主持并致悼词。
十三、从政治巅峰到阶下囚——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之后，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成为一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后来戚本禹被关起来，有人揭发戚本禹想当总理。戚对他们说，“那个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来”。他所说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总理。
其实，从戚本禹的《回忆录》里，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戚本禹说：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似乎除总理和江青之外就数他了。你看，邓颖超写条子都是给他，而且很多。“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好大的口气！他既不说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也不说由江青主持。这个我们，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从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由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后，周总理的处境愈加困难了。而周总理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势的日子。关于这段历史情况，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周恩来。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关于王、关、戚的问题，《周恩来传》写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