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讲他参加《毛选》校对工作，目的是为了说他参加了《毛选》1—3卷全部校对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选》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过三个月的工作，怎么谈得上参加了1—3卷的全部校对工作？戚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那时他早已离开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参加《毛选》第1卷的校对、抄写等工作。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戚本禹又编造了一篇假话。《回忆录》中说：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
这段话首先就闹了一个笑话。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经写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授提纲的时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艾思奇经常一起讨论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论》的情况，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开河，瞎说一气，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内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论》这样的理论文章，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怎么会口授修改意见让别人记录呢？看看毛主席从石家庄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两封信吧。一封信中说：“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义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说：“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这两封信说明，毛主席不但亲自修改，还亲自校对清样，哪来什么口述修改之事。这两封信的时间分别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这时戚本禹早已经调去处理群众来信了，再也没有接触过编《毛选》的任何工作，他却偏要装得好像他在场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这里乘机把田家英贬了一通，说田对毛主席的话“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过哲学，当毛主席秘书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贬损、挖苦的那样吗？
讲到《论持久战》，戚本禹说得更离奇了：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校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
读到这里，感到戚本禹简直是在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论持久战》手稿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中央档案馆长期负责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齐德平说，从未见过《论持久战》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却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特别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誊清的笔迹，这真是痴人说梦。事实上，《论持久战》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亲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知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当时单行本大量印行，后来出版的晋察冀版、晋冀鲁豫版和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都编入了这篇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编《毛选》，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大段文字，据说是江青向戚本禹说的她如何精心护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说得绘声绘色，这就是戚本禹所说的《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一个《论持久战》的手稿问题，一是为了吹嘘自己，二是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忆录》中谎言太多，更使读者看破了那本《回忆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五、关于群众来信来访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当组长，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间回到秘书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才三个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说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才正式启动，怎么能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戚本禹是否调去当信访组组长问题，沈栋年、王象乾说：“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访组。信访组并没有组长，由彭达彰直接领导，下面由各人按来信内容分工处理。1952年开始，按来信地区分三个组，才设立组长、副组长职务。”
戚本禹做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还是努力的，称职的，但他在《回忆录》里处处标榜自己，把别人的贡献揽到自己身上，又压低别人，甚至贬损周总理、刘少奇等同志和朱老总。
在讲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越来越多时，戚本禹说：
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