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除此之外，与调查组再未照过面，撒手不管了，怎么可能同戚本禹接触多起来了，还经常要戚向他汇报工作？在天津机床厂的调查组，组长是高禹，陈伯达即便要听汇报，也应是高禹去汇报，上面还有一个柴沫秘书长，轮不到戚本禹。不仅如此，戚本禹竟说在与陈伯达经常接触中，发现陈伯达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经很大了。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文章”来了。戚本禹说什么他被夹在陈、田中间左右为难，只要是陈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说他办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这纯粹是捏造，一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九、关于办《群众反映》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这就让他们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这就是办《群众反映》的由来。办这个内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为办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他自我吹嘘太过分，说什么田家英要他做秘书室全局性的工作。当时秘书室的领导有田家英、陈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
戚说，秘书室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主席，而汇总工作通常是他来做。
当年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李公绰、沈栋年、负责处理群众来访的吕澄，领导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纯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写了这样一段话：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在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戚本禹还用压低别人的办法抬高自己，他说：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参加座谈的当事人，都觉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无对证，戚就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林克这个人温文尔雅，说话很平和，更没有夸张的口吻。戚编造林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气和语言。
李公绰说：“《群众反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引起谭震林不满。”
王象乾说：“戚说《群众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我曾打电话问过林彪的秘书，问林彪对《群众反映》有什么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书说，没有批示过，不是每期都看，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
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头几期，真的一连作了三次批示吗？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况简报》还要多吗？戚本禹离开秘书室，由别人接办的《群众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做什么批示吗？拿事实来说话吧！查了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况简报》共21期，批示《群众反映》只有5期，而这5期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之后，由别人接手编辑的。[]
戚本禹为了吹嘘自己，压低别人，竟任意地胡编乱造。
更不应该的是，戚本禹借《群众反映》问题，有意地贬损田家英，他说：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待续）
十、戚本禹从秘书室调到“后楼”的真相
所谓“后楼”，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因其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后楼而得名。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