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
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事，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是怎样说的。阎明复写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
阎明复同戚本禹关系比较好。他为人正直，实话实说。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里写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写出了戚本禹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开展的“五反”运动中，田家英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接着又开全室大会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的室务会议由各科的科长、副科长组成。那次会议逄先知也参加了。
沈栋年（兼秘书室党总支副书记和人事工作）说：“田家英和我说过，戚本禹和几个科长都搞不好关系，我很发愁。”
在室务会议上，每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戚本禹的意见较多，也比较尖锐。沈栋年的发言，大体上反映了会上对戚的意见。他说：“（一）戚本禹好名，对同志关系缺乏诚意。戚总想他说了算，飞扬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问题。（二）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惟我独尊。记仇。你对××同志突然袭击，抛出一批材料，揭发是攻击性质的。嫉妒报复，拉拉扯扯，拉拢打击。”李公绰说：“我记得你（指戚）说过，如果××不服，就再抛一批，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赖，我再揭发。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会上发言，对戚本禹提出了批评意见，着重批评戚的极端个人主义。在逄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戚本禹一心想出人头地，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谁超过了他，他就打击谁。在室务会议上，也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戚有合纵连横的本事。”（上述各人发言，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戚本禹看到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想摆脱被动局面，转移视线，就把一位科长同他一起出差时对田家英的议论，当着田的面和盘托出。不久，又撇开室务会议，在办公室走廊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对那位科长无限上纲，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联系家庭出身，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作为标题，进行攻击。这在全室引起轰动和不满。
后来，在全室大会上群众对室领导（包括各科科长）提意见，也有人对戚本禹提了意见。如有人说：“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运动中有些个人情绪，像贴大字报，分析得那么高，那么‘左’。这些年个人主义发展。”有人说：“戚本禹工作闲，常不在，不知到哪里去了。编《群众反映》质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错别字很多。”（以上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戚本禹对阎明复说，他“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而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却完全变了样，说调他到“后楼”，是杨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龚子荣看中了他，让他去“后楼”加强《情况简报》的工作。照戚的说法，杨尚昆既然把他看作是“刺儿头”，担心他“捅娄子”。那么，把他调到“后楼”这个更重要的部门，办《情况简报》，杨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娄子吗？《回忆录》在他调工作这件事上说谎话，吹自己，压别人，他却没有想到《阎明复回忆录》早已问世，白纸黑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沈栋年说：“当年，戚本禹调‘后楼’，我就觉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质不好，怎么能调去‘后楼’。在‘后楼’这样重要单位工作的，应该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养好的同志，怎么能调他去？”
十一、戚本禹为什么写《评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又在说谎。毛主席从来就没有什么“阅读书目”，1962年底他也没有看过太平天国方面的书。逄先知保存着一本详细记载毛主席要书的笔记本，时间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国方面的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罗尔纲笺证）。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关于李秀成的资料。送给他的资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中宣部编印的有关李秀成的资料、7月27日《人民日报》、7月25日《光明日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两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之后。
当年，田家英对《评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对处理这篇文章的态度，逄先知比较了解。逄说：“田家英是不大赞成戚本禹文章观点的。他比较赞成周扬他们的观点。戚的《回忆录》里说，田对他的文章开始说‘写得挺好’，后来又不让发表，表里不一。这不是事实。事情的经过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处理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编辑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征询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明确回答‘不要发表’，并且说‘这个人不好’。丁守和将田家英的意见，报告了刘大年。刘大年反复考虑，认为《历史研究》当时如不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他的意见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文，同时发表罗尔纲的一篇表态的文章，作些说明，争取主动。《历史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黎澍是主张发表戚文的。黎澍对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并将修改稿送田阅。我当时在场，看过这个修改稿，放在田的办公桌上。黎澍是用红笔改的。田家英说：‘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这样，我就不发表了。’戚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只要能发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一鸣惊人。”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事实。《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太霸道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田与周的观点基本一致。况且田又不管中央宣传部的事，周扬不需要给他打招呼，对这种工作关系，田家英还能不清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