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报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说：“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示，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事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回忆录》说：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戚本禹的这句话可不要小视，这是他编造谎言之后再加深问题，是点睛之笔。他的写法用的是假设句式，乍看起来好像并不显山显水，没有说到他自己怎么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才有了当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农业合作化的推广。戚本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真是太厚颜无耻了。
三、戚本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把管书和编《毛泽东选集》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作为田家英的助手（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不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旧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