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渊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党内多次地讲。远的不说，就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起。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召开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九次会议进行讨论，参加的人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等。在12月2日讨论初稿的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五个要点，第四点即为：“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怎么能说《正处》的思想没有在党内酝酿呢？毛主席当时确实是主张放的，想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批评了教条主义。王蒙当时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受到批评，毛主席为他解围；毛主席还说批判胡适时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指出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等等。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胡耀邦、周扬出席了会议。这一连串会议的召开，不是先党内后党外吗？哪里存在什么“违反程序”的问题。说什么刘、邓、彭“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这是造谣惑众。当时，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及处理的方针、方法，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人持反对态度。

戚本禹还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处》，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还说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戚本禹看过《正处》讲话修改的过程稿吗？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瞎说呢？根据档案，《正处》讲话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十几次、亲自定稿的。怎么能把发表的《正处》说成是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呢？在档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没有改过一个字，胡乔木只有一处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没有采纳，哪有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陈伯达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誊写在稿子上），这些修改是根据毛主席征求来的意见，供毛主席参考的，取舍由毛主席决定。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还假借江青之口，说他想要说的话。《回忆录》中写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1957年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整风、反右、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一些省市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当时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青岛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会议，找有关的人谈话，同时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这就是当时的主要情况。怎么能说毛主席“闷闷不乐”呢？怎么又扯上《正处》讲话了呢？

人们会问，戚本禹为什么编出这样一篇谎言，而且特别把谣言造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头上，老是把他们三人同毛主席对立起来？想想“文革”时期戚本禹得势那当儿的情况，就不难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厉害的，就是这三位领导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继续伤害他们，造他们的谣言想以此证明，他当年的大批判、乱批斗是对的，为他自己翻案。

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

戚本禹对《正处》前后两稿作对比，说到底就是为了“揭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与毛主席的对立。讲话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进了刘少奇等同志及党内一些人的东西。这是戚本禹制造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