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08年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公益机构，很多个人走到台前，当时英特尔第一时间在那里建了200电教室，当时我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当时我就反思，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持续下去的，中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是非常滞后，这是任何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长远来说，中国迎头赶上，一定要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一定需要用创新的手段，就好像改革开放30年这种手段放到社会领域里面，同时我们看到，我做了一些（英语），看到欧美国家，任何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当时我发现在美国公益组织占GDP差不多10，在一些欧洲国家更高。20年后，30年后，我们聚在一起，如果还谈同样的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解决这个现象，根本没有解决到关键。
当时我们想到，长远来说中国要和谐发展，愿景怎么样？框架怎么样？需要怎么走？这跟英特尔过去27年产业发展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才不能走弯路？但是这个路线怎么架构出来？不是我们一个企业做的，需要大家的合作，怎么把各家基金会，NGO的思想实践变成框架，变成理论，更好地共同探索，共同发展的路。
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在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建议，当时给王司长，当时这个项目叫新世纪公益创新奖，当时我们启动了这个奖，当时和王司长一拍即合。当时王司长说不行，我们一起里主办吧。所以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接触了今年有22个合作伙伴，我们跟中国近一千家的组织有不同方面的联系，最关紧就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跟基金会，跟企业搭建桥梁，共同来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共同创新，这是关键。
张醒生：杨总讲了整个英特尔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与合作伙伴共享家园，公益无国界，在这个社会上做公益组织是大心的，没有狭隘的商业利益的竞争关系，大家都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们听一下I Do基金创始人的李厚霖先生说一下。现在他经常出现在公益报道上，也出现在很多社会活动上。李厚霖先生他创建的钻石这个品牌，也正在创建自己的基金和基金会，我们请李厚霖来谈谈做钻石怎么能够和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
李厚霖：前几天参加创业帮一个论坛讲创新，在座的都是投资家和互联网行业，所以我很奇怪，很难融入。今天坐在这里，一边是我们的老师，一边是我们的公益的前辈，其实我也在努力聆听和学习。我觉得到最后我来讲，似乎又是一个另类的行业。
我自己进西藏阿里6年，带领我们的I Do基金进阿里5年，在阿里地区处处可见阿里的苹果基金做过的所有事情的痕迹。从前3年开始，整个深山以后垃圾问题，因为他不仅做助学，他们还做一些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的项目，所以在深山里可以看到他们拜访的垃圾箱，保护环境的广告牌，我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直接见证者。
王秋杨总讲，她做慈善一开始很有感性，我也是这样。我有两个比喻，公益好比是信仰佛教，我们总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我们中国所有的寺院里面，我们会去说，有事你临时抱佛脚，大家会觉得你太世俗了，你叫什么信佛。我觉得他至少还有一颗信仰的心，他还信一件事，总比什么都不信要好。
所以我们不要从这个方面去排斥，让一个刚刚开始有一点信仰，哪怕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这样的人，你和一个比较深的境界的人去比较，任何人在任何一种修行和知识的掌握上，都是要从基础开始。所以公益事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会这样认为，比如我信佛，在公司里因为创业有很多的艰辛，有的时候也发脾气，有的人跟我说，你这么信佛的人你怎么还发脾气。我是信佛，我不是佛。我们做公益的所有的人，往往也会被社会人这样去误解。只要从点滴开始做事，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
所有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到了成功以后，他们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成功学，可以教唆所有的创业者。但是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真正的企业家，是从你第一天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就想你走到今天了。按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路踩着西瓜皮溜到今天，只是你抓住了机遇，或者你的机遇更多一点，才走到今天。你不能说我的成功有什么道理，一定要到这个境界之后，他才会想这个境界的事。
我一开始做事很感兴，我们08年成立这个I Do基金，你以为帮助，人家都需要吗？你以为人家都觉得一定是最有效的吗？也不是。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必须上升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如果你真想把它变成2.0，3.0，一定要从感性到理性过度。我们没有一开始的感性，就不会处理这个基金，就不会有今天成立这个基金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形态，来支持这样一个社会。我们I Do基金不是时间最长的，也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在中国大好形势的前提下，做好我们的I Do基金，而且把它做得更加长远。
张醒生：他们发言的时候，我观察他们的神态，我就发现做公益事业的人，似乎心善面善。
王院长，你一直在呼吁中国的公益事业3.0新时代来到了，我挑战问您一下，中国事实上虽然喊着春天来了，实际上真不是春天，还只是冬天末，还是相对比较艰难的，比如说公募基金，民间没有公募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有没有可能真的像春一样允许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来注册民间的公募基金，而不是慈善垄断？
王振耀：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我都在民政部，98年我就在救灾救济司，98年抗洪，03年非典，04年海啸，包括08年汶川地震，一直到现在，我专职在做。我的感觉我们的政策空间，民间，我们整个社会，现在用到了10%，其实90%的政策空间我认为还没有用到。
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可以看，只要现在研究现行的法律框架，实际改革和发展的空间跟全世界来比还是差很多。有的人说慈善只是政府的补充，慈善是引导社会前进，提升社会前进的力量，千万别说补充。
慈善能不能投资？能不能创业赚钱？现行的法律框架，信托是允许的，包括我一直在慈善界呼吁，大家千万别再说我是草根，你能不能说我是专业，因为你一说草根，就好像有点政治性，说我是穷，说专业，大家一听就明白。很多现在社会上我们的理念中，很多需要放开，解放我们现在自身的能量，这是很大的。
我前年就和彭丽媛我们一起开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时候，其实你看，彭丽媛到现在没有停下来，她一直在做艾滋病的慈善。现在需要技巧，需要我们更多的创新人士发现慈善政策的空间。
昨天牛根生谈了一个重要的理念，他就认为现在的政策完全可以做，关键你怎么定位，他定位了一个儿童博物馆，他来做。
所以我觉得慈善的创新，现在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善于利用政策空间，就像王兵在会议前跟我说的，他原来以为自己做很多可能是政府不允许的，当他和部长深谈的时候，这个部长比他的思想还要解放。
所以我就觉得需要社会有更积极的激动，企业界有更积极行动的时候。
张醒生：王院长总是能给我们一点方向，觉得未来很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