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欧爱铎
移居美国不久，去大学图书馆读报，惊悉沈先生故去的消息。感伤间立刻与德国“沈迷”们通讯，大家随即分别着手翻译了十来篇沈先生的作品，由梅儒佩（Ruprecht Mayer）办的杂志《中国讯刊》（Chinablaetter）出专集在德语区发行。此外我写了一篇中文稿《沈从文先生四帖》，在台北《当代》杂志1988年9月号刊出。寄了一本给四姊留念。
很快接到四姊电话，说她喜欢这篇文稿，说我写得用心。过了些日子忽然收到一份湖南省吉首市《吉首大学学报（沈从文研究专刊）》，里面赫然转载了这篇文字。次年又收到吉首大学编辑出版的《沈从文别集》二十册，袖珍本。浅灰的书面，书名题字皆出诸四姊的手笔；其清简典雅可以想见。这些出乎望外的事件，当然都来自四姊的错爱与推介。但是她决不事先告诉我，事后也不说不提。四姊行事的风范一贯如此。
说起怎么我会冒昧称呼她“四姊”前后三十五年呢？就是缘分。汉思、充和谦和洒脱，当年在慕尼黑几次欢聚之后就坚持要我直呼他们的名字。可是不管是中国规矩还是德国习俗，都逾越太过。看我犹豫，充和说，她家四姊妹，她最小，弟弟们唤她“四姊”。既然我认得她当时在比利时皇家交响乐团拉小提琴的七弟张宁和先生夫妇，就跟着叫她四姊吧。从此她就是我的四姊
（正好，我自己家里有三个姊姊），傅教授就是汉思了。
我们移居西雅图后，不时给她电话，只要一开口叫她“四姊”，她就知道是我。多年前她黯然跟我说，弟弟们先后过世，叫她四姊的，只有我和舍弟汪班了，此是后话。
且回到那年秋天。四姊与汉思暑假去北欧旅行，十月开学回慕尼黑。我也才从中国台湾、新加坡访亲归来。图书馆邻近的英国公园依旧草木森森、溪水潺潺。秋阳里四姊与我常趁午休时间在公园散步、吃“冷餐”。谈笑中居然发现，我们十几年前，1964年吧，曾经在汉堡见过一面。
那时我在汉堡大学读现代德国文学，认识了该校教授中国语文的赵荣琅先生。他从台湾大学受聘到汉堡大学任教。赵先生儒雅博学，赵太太爽朗好客。他们温暖的家是全校中国同学（一共三人！）最爱造访的地方。那一次去，进门正好有两位客人将要离开。只记得一位瘦高的西方男士和一位端庄娴雅的中国女士，与赵氏伉俪殷殷作别。行色匆匆，主人未及介绍。
因而四姊听我说起在汉堡大学读书，问我可认识一位赵荣琅先生。这才顿悟：惊鸿一瞥，当年那位端雅的中国女士，岂不就是眼前的四姊？彼此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赵先生与四姊皆是安徽世家，且属戚谊。
很难忘记那些漫步树荫小道或坐在水边喂野鸭子、彼此无话不谈的时光。四姊想念她的子女，女儿小时候如何随她同台演出昆区；儿子喜欢飞行，她支持他向这方面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职业飞机驾驶员了——她相信“行行出状元”，决不拘泥孩子非要走学术路线不可。她也想念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欧美的许多家人师长朋友。
四姊幼年在安徽老家启蒙读书习字，稍长与父母姐弟卜居苏州，读书之外家里延师授曲，昆区是她一生最爱。抗战时期一面随沈尹默先生攻书学诗，一面跟高人学吹笛拍曲。还与姊姊等同台义演《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离魂”等各折。清音婉约，名噪山城。战后进北大，邂遇汉思，结成好姻缘；以后离国赴美。
“不光嫁了个外国人，还在外国住了大半辈子。”她自嘲地说。
四姊有一幅极负盛名，屡被提及的隶书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九十年代她在信上寄这两句给我看，读过又读，眼泪不自住地流下。四姊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国士。四姊的悲哀不止是寂寞，是国士放逐异地，不经意间、挥之不去、无可奈何的伤怀。尽管这“放逐”是自己的选择。
四姊在北大读的是国文系。
那时我正在注录图书馆从1830年开始就有计划收藏购买的上千种中国善本书，却从未整理编目。百年来深锁在地窖铁箱里，意外逃过二战末期轰炸焚毁之劫。编录善本书与现代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一目了然的出版讯息。编目者必须细读未加标点的刻印文字（木刻雕版或活字版、石印版），由字里行间和版本的形式、用纸、墨色、雕版者等线索，寻找出作者、出版者、出版之年代、地点，以及其他特点：如收藏者的印鉴、眉批等。我在成大中文系修过目录学、版本学，可是工作过程还是困难重重。譬如，提供讯息最多的序文，作者自序或他人作序，常常使用草书刻板；而历代收藏者的印鉴攸关版本年代，只字不能忽略。我在辨究时，纵然尽量参考各体书法、金石字典，或是其他图书馆的善本编录书目以及种种专著；许多关键问题，还是疑窦丛丛、难以解决，或犹豫不敢断言。
所以，国学修养深厚，且又精擅书法刻印的四姊来到慕尼黑，对我来说，真是意外之喜。她在图书馆读书的余暇，就是我请益问学最好的机会。四姊曾任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部图书室，也经手过那里的善本收藏；辨识草字篆刻更是心得独到。她读书仔细而教人恂恂不倦，总是鼓励我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她再一一指点，相互切磋。真是最难忘最珍贵的读书经验。
（二）
次年二月间图书馆馆长“冷水”博士（中文意译, Dr. F. G. Kaltwasser）请我去他办公室，说道：“你们台湾艺文界的‘教皇’要来了！”我愕然不知所对。冷水博士看我发愣，很乐。告诉我：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被他称为：“教皇”）在受邀参观德奥两国文化机构行程中，申明决不可遗漏当时西德藏书最多规模最大（员工五百多人）、历史悠久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冷水博士非常高兴。希望我参与接待。
午后四姊来看书，我提起这事。她高兴地连说：“这下我的笛子没有白带！”。原来这位诗人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先生，是她的熟朋友、忘年交，抗战期间大伙苦中作乐的曲友。四姊在慕尼黑平时度曲消闲，却无从自吹自唱。慕城虽是音乐名城，但是要找到会吹中国笛子、会唱昆区的知音，却只能空叹枉然。
很快接到四姊电话，说她喜欢这篇文稿，说我写得用心。过了些日子忽然收到一份湖南省吉首市《吉首大学学报（沈从文研究专刊）》，里面赫然转载了这篇文字。次年又收到吉首大学编辑出版的《沈从文别集》二十册，袖珍本。浅灰的书面，书名题字皆出诸四姊的手笔；其清简典雅可以想见。这些出乎望外的事件，当然都来自四姊的错爱与推介。但是她决不事先告诉我，事后也不说不提。四姊行事的风范一贯如此。
说起怎么我会冒昧称呼她“四姊”前后三十五年呢？就是缘分。汉思、充和谦和洒脱，当年在慕尼黑几次欢聚之后就坚持要我直呼他们的名字。可是不管是中国规矩还是德国习俗，都逾越太过。看我犹豫，充和说，她家四姊妹，她最小，弟弟们唤她“四姊”。既然我认得她当时在比利时皇家交响乐团拉小提琴的七弟张宁和先生夫妇，就跟着叫她四姊吧。从此她就是我的四姊
（正好，我自己家里有三个姊姊），傅教授就是汉思了。
我们移居西雅图后，不时给她电话，只要一开口叫她“四姊”，她就知道是我。多年前她黯然跟我说，弟弟们先后过世，叫她四姊的，只有我和舍弟汪班了，此是后话。
且回到那年秋天。四姊与汉思暑假去北欧旅行，十月开学回慕尼黑。我也才从中国台湾、新加坡访亲归来。图书馆邻近的英国公园依旧草木森森、溪水潺潺。秋阳里四姊与我常趁午休时间在公园散步、吃“冷餐”。谈笑中居然发现，我们十几年前，1964年吧，曾经在汉堡见过一面。
那时我在汉堡大学读现代德国文学，认识了该校教授中国语文的赵荣琅先生。他从台湾大学受聘到汉堡大学任教。赵先生儒雅博学，赵太太爽朗好客。他们温暖的家是全校中国同学（一共三人！）最爱造访的地方。那一次去，进门正好有两位客人将要离开。只记得一位瘦高的西方男士和一位端庄娴雅的中国女士，与赵氏伉俪殷殷作别。行色匆匆，主人未及介绍。
因而四姊听我说起在汉堡大学读书，问我可认识一位赵荣琅先生。这才顿悟：惊鸿一瞥，当年那位端雅的中国女士，岂不就是眼前的四姊？彼此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赵先生与四姊皆是安徽世家，且属戚谊。
很难忘记那些漫步树荫小道或坐在水边喂野鸭子、彼此无话不谈的时光。四姊想念她的子女，女儿小时候如何随她同台演出昆区；儿子喜欢飞行，她支持他向这方面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职业飞机驾驶员了——她相信“行行出状元”，决不拘泥孩子非要走学术路线不可。她也想念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欧美的许多家人师长朋友。
四姊幼年在安徽老家启蒙读书习字，稍长与父母姐弟卜居苏州，读书之外家里延师授曲，昆区是她一生最爱。抗战时期一面随沈尹默先生攻书学诗，一面跟高人学吹笛拍曲。还与姊姊等同台义演《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离魂”等各折。清音婉约，名噪山城。战后进北大，邂遇汉思，结成好姻缘；以后离国赴美。
“不光嫁了个外国人，还在外国住了大半辈子。”她自嘲地说。
四姊有一幅极负盛名，屡被提及的隶书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九十年代她在信上寄这两句给我看，读过又读，眼泪不自住地流下。四姊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国士。四姊的悲哀不止是寂寞，是国士放逐异地，不经意间、挥之不去、无可奈何的伤怀。尽管这“放逐”是自己的选择。
四姊在北大读的是国文系。
那时我正在注录图书馆从1830年开始就有计划收藏购买的上千种中国善本书，却从未整理编目。百年来深锁在地窖铁箱里，意外逃过二战末期轰炸焚毁之劫。编录善本书与现代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一目了然的出版讯息。编目者必须细读未加标点的刻印文字（木刻雕版或活字版、石印版），由字里行间和版本的形式、用纸、墨色、雕版者等线索，寻找出作者、出版者、出版之年代、地点，以及其他特点：如收藏者的印鉴、眉批等。我在成大中文系修过目录学、版本学，可是工作过程还是困难重重。譬如，提供讯息最多的序文，作者自序或他人作序，常常使用草书刻板；而历代收藏者的印鉴攸关版本年代，只字不能忽略。我在辨究时，纵然尽量参考各体书法、金石字典，或是其他图书馆的善本编录书目以及种种专著；许多关键问题，还是疑窦丛丛、难以解决，或犹豫不敢断言。
所以，国学修养深厚，且又精擅书法刻印的四姊来到慕尼黑，对我来说，真是意外之喜。她在图书馆读书的余暇，就是我请益问学最好的机会。四姊曾任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部图书室，也经手过那里的善本收藏；辨识草字篆刻更是心得独到。她读书仔细而教人恂恂不倦，总是鼓励我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她再一一指点，相互切磋。真是最难忘最珍贵的读书经验。
（二）
次年二月间图书馆馆长“冷水”博士（中文意译, Dr. F. G. Kaltwasser）请我去他办公室，说道：“你们台湾艺文界的‘教皇’要来了！”我愕然不知所对。冷水博士看我发愣，很乐。告诉我：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被他称为：“教皇”）在受邀参观德奥两国文化机构行程中，申明决不可遗漏当时西德藏书最多规模最大（员工五百多人）、历史悠久的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冷水博士非常高兴。希望我参与接待。
午后四姊来看书，我提起这事。她高兴地连说：“这下我的笛子没有白带！”。原来这位诗人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先生，是她的熟朋友、忘年交，抗战期间大伙苦中作乐的曲友。四姊在慕尼黑平时度曲消闲，却无从自吹自唱。慕城虽是音乐名城，但是要找到会吹中国笛子、会唱昆区的知音，却只能空叹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