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教会学校毕业的、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两院院士的这些人，这些人回国以后，可以说顶起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天空。这些人是为中国服务了，还是为美国服务了？民国的大师活的这么有风骨，他们做了洋人的走狗吗？没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前面提到的周有光先生，为什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道路，年逾百岁还要呐喊、发声？周有光先生刚刚去世了，但还有个年近九十的资中筠先生在发声，他们当年都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你说他们是在为美国发声吗？他们以老迈之身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责任，就是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啊！

那个时代讲健全的人格，苏慧廉也讲山西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学生健全的人格。上海圣约翰的校训是“光与真理”，其实这是耶鲁大学的校训。苏慧廉在温州的时候有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国惨败，但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传到温州的时候，变成中国人胜利了。苏慧廉是读英文报纸的，知道中国败了，但民众都在传中国胜了，奔走相告，并且说这个老外怎么还在这里，应该赶出去。中国近代积弱，需要有谣言来安慰自己，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懂英文，不明真相。一百年后，我才读懂为什么中法战争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会与事实大相径庭。

凤凰网：苏慧廉他们在中国做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做各种公益事业，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里面就陷入一个困境在于，一部分民众总是很容易被煽动，从你对苏慧廉父女，以及传教士的研究角度，你怎么看？

沈迦：我认为，容易被煽动的死结就是中国的每一个个体没有完成独立理性的建构，总认为自己是某一个组织中的依附者，没有独立人格与精神。用西方话来讲，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个人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个工作至今都没有完成。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灌输、奴化的教育，中国儒家体系中，宗族也是束缚个人的。后来的教育也强调，集体利益比个人要大，个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你是不用思考的，只要听从、服从就可以了，长而久之，你也就不会思考了，只希望有人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

苏慧廉和其他传教士当年办的教会学校就要打破这一点，就是让每一个个体能够苏醒，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生命都同等重要。谢福芸在北京办的学校，也是基于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

采写：张弘（凤凰网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