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系主任吴征铠教授，1955年参加高教部组织的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参观访问中，虽然被克里姆林宫的庄严肃穆、红场的革命豪情所感动，但也见到了社会中一些不良现象：小偷特别多，代表团员常丢东西；官场中收贿盛行，甚至染及学门圣地。某个大学的一位讲师因得罪了学术权威，而评不上教授。在社会分配上，人们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消费区里的一张舞场门票，相当于一般职工的两个月工资。吴教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啥说啥，人前人后，常把这些对苏联不满意的话流露出来。人们都知道，划分右派分子有六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有反苏言论被打成右派的，成千上万，比比皆是。而吴征铠当时得以逃脱了这个噩运，多亏杨西光、王零等校党委领导，为他设置了保护罩。先是提醒他不要到处乱讲，还专门为他召开了一定范围的小型会议，说这个会议是内部会议，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谈，不当作公开言论议处。在运动中，当有人揭发吴征铠的“反苏言论”时，杨西光在校党委会上又为之辩解，说毛主席在内部讲话中对于学习苏联已有新的精神，多次地提到苏联经济体制中存有机械繁杂地方，说农民负担沉重，职工工资差别大，有两极分化趋势，等等。这样，才算把吴征铠教授从滑向泥潭的斜坡上给拉了上来。

那时，经济系有两名业务骨干：一个是蒋学模，一个是苏绍智。由于经济学很接近政治，特别是在那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之际，报刊上很需要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文章，蒋、苏二人的名字也就经常见诸于报端，不时还要接受中宣部、高教部和上海市委下达的各项编写任务。由于他们接触到的内部材料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许多做法，便产生了许多不同看法，在谈话中也经常地流露出来。杨西光知道，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很危险的，就经常找他们来做思想工作，并专门为他们二人开一定范围的小型会议，让他们有什么思想想不通的问题，只管在内部谈，内部谈的话在运动中不算数。这样，既为他们创设下释放的机会，又用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他们求得一张赦免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期间，蒋、苏二人便安然无恙地渡过了，但到58年拔白旗时，有人又把目光盯住了他们二人身上。高教部派来调查组到复旦大学蹲点，开始时他们气势汹汹，大有不动蒋、苏二人回去就不好交差之势，杨西光此时便挺身出来，态度非常坚定地说：“你们准备批判的两个人，是我们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就这样，硬是在枪口之下，将他们二人抢救出来。

1965年，杨西光调到市委，离开复旦，而复旦学园，学园里的每个复旦人，对于杨西光，对于杨西光主政复旦大学的这段岁月，都留下了深深的怀恋。越是随着时间的加长，这种怀恋越是浓郁和强烈；复旦的事业越是发展昌盛，人们对于这位为着新复旦的创建竭尽心力、流淌过浃背汗水的老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越是充满着日益加深的思念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