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鼓励系里的教师与研究生们，自己动手研制当时国内难以买到的一些实验仪器。例如，在老教授吴征铠的带领下，奋斗了两年，他们自己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实验室用的气象色谱仪、精密分镏柱和BET固体表面测定仪等。物理系的情况也是如此，杨西光动员青年教师、助教与数学系学生合作，研究出了国内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后来，又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顺磁共振波谱仪，等等。由此在复旦掀起了群众性科研活动，到1962年时，学校里已有实验室105个，其中许多重要设备，如602计算机、低速风洞、高真空设备等，都是师生们自己设计制造出来的。
当时，图书资料也很缺乏，杨西光总是想尽办法为学校广开途径，从各个渠道来添置必要的图书，尽量扩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他见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夏道行、李大潜等优秀人才，能够很快出科研成果，便采取了重点扶持的办法，他说：“我们不能撒胡椒面，把有限的科研经费零花了，要用在重点上，当下里是多为数学系订购国外最新报刊图书资料。”此外，还有化学系，那里也是科研的前沿阵地，按照他的整体部署，也要重点扶持！后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这两个系的期刊杂志和图书资料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化学系通过各方面的大力协作与支援，连求索多年无法弄到的《美国化学文摘》，都完整无缺地补齐。
1955年，复旦自己动手设计修建了一座当时国内少有的化学楼。杨西光发动那些老专家、老教授自己动手，精心设计，让他们参阅国外发达国家构建此类教学楼的相关资料，在通风、防火、防毒等方面，都进行了高标准的科学处理，在充分利用国产建筑材料的基础上，一座极现代化的化学教学楼在复旦学园里拔地而起，建筑面积超过6300平方米，大大地开拓了化学系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广阔天地。
紧接着，他又积极主张并具体地推动生物系盖起了一座6200平方米的生物楼，为物理系盖起了5100平方米的物理楼，一座座格局别致、功能齐全的教学楼在复旦校园里拔地而起，让那些身怀绝技的专家、教授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场所，也为着传承人类文明打造了宽阔的平台。
杨西光总是尽力地为这些专家教授们创设一切，提供一切，使他们得以尽量地发光，尽情地闪烁。
说起“发光”二字，人们不能不立时想起蔡祖泉来，他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工，后来升为技工、X光管实验室技术员。因为他有顽强的开拓精神，在我国第一个发明了节能的电灯泡，杨西光、王零等对他十分关心，将其调任玻璃工厂厂长，不久，又为他成立了一个电光源研究室，给他配备助手，让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电光源这门科学，能够有更新的突破。后来，果然是硕果累累，成为国内著名的电光源专家、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上海市和全国人大的多届代表。
当时，复旦的教授中，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有三人：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杨西光决定首先为陈望道买下一座西式典雅的小洋楼，给他及其所领导的语言修辞研究室使用；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筑了另外两座小楼，给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住。以当时的财力、物力来说，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而他心里则总是坦荡荡的，因为，他自己也只住在普普通通的第七宿舍28号里，卧室的面积只有8平方米左右；而吃饭，则长期就餐于国权路上用竹棚搭起的“中灶食堂”。在他的带动下，党委委员们也都住在第七宿舍里，与群众打成一片。总务长金则人多次动员大家搬家，大家却一直守在那里以苦为乐。
在他主政期间，学校没有盖一间机关办公用楼；相反，还将原来机关占用的条件较好的办公楼让了出来，改做教学用楼。校部的各党、政部门，都搬进解放前建造的几栋旧楼里。这些旧楼又小又低，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好。党政机关所有各部门、各科室，都挤在那4栋总面积不到140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党委和团委合用一栋小楼，总面积也不过300多平米，党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没有个人独用的办公室，他要把一切便利条件都让给第一线上的人，让给教师和学生。因为，复旦毕竟是一所学校。
为此，在他主政这段时间里，复旦大学修建了学生宿舍23，060平方，教工和学生食堂4，840平方，图书馆6，700平方，还有前边提到的化学、生物、理化等教学楼与实验室18，100平方。
在杨西光主政复旦那个时候，苏联正在推崇一个新的学派——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当时中国正是全面学习、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时候，特别是依照苏联学制进行院系调整之后，在教科书的建设上，更是照搬苏联那一套。这在其他学科上还好说，难就难在生物系的《生物学》这门课程了。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原是专攻摩尔根遗传学的，解放前就担任国际遗传学会理事，是国内外有名的生物学家。当时，他的学说体系正作为一个反动的理论受到广泛的批判，他的课不好上，科研活动也不好开展。杨西光来到复旦之后，主动地找到他，同他谈话，让他打消顾虑，放手大胆地做好系主任工作，还引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来激励他：“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鼓励他继续做他的学问，学术上的问题该探讨的探讨，该争论的争论。在杨西光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谈家桢教授不仅将复旦生物系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在1956年创建了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1958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61年又把遗传室发展为遗传研究所，他自任所长，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
二
“一批里出一个，一个再带动一批。”这是他着意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的一个口号。
他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会下，又通过与各系总支和系领导反复榷商研究，最后确定下一个要重点培养的中青年教师名单，在三年困难时期，想办法给他们吃偏食小灶，工作上压挑子加重担，让他们成为“又红又专”、既有较强的业务知识，又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带头雁。然后，学校再通过这个头雁的带领，使整个复旦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全面的发展繁荣，让复旦的天空上升起光芒四射的繁星。
数学新星谷超豪，是复旦大学的骄傲。他还在当讲师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有了些名气，而且又是地下党员，因之，在杨西光主持下选定出的几十名重点培养对象中，自然也少不了他。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业务尖子，杨西光也并没有放松在政治上的培养。他的原则，永远是又专又红，对于骨干教师，更是如此。但他也反对埋头攻读的人，叫作走白专道路。他说：“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有知识的人才嘛！对于这些人，不能歧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