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为了栽培这个数学新秀谷超豪，不仅在专业方面给他吃小灶，挑重担子，还要他锻炼政治素养，让他做双肩挑的工作，既作教员，又担任系总支副书记。他后来果然成为一个可以身负重任的全面人材，不仅在数学上屡有建树，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而且，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任上，也领导管理得法，运筹谋划得当。

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复旦大学党委发现这个年轻人在科研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于是就下决心，派他到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去做访问学者。那时候（他出国时间是在1963至1965年），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极少的，就是这个罕如奇世之珍的名额，也是学校一再努力才从高教部那里争取下来的。杨福家学成归国之后，回到了复旦，杨西光、王零等继续对他精心培养，也是让他既搞教学、科研，又兼做系行政工作，在双肩挑的岗位上刻苦锻炼，打下了后来从从容容管好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深厚基础。

那时候，像对谷、杨这样用双肩挑重担来压的重点培养骨干，在复旦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数学系的李大潜、郑绍濂，原子能系的李郁芬、秦启宗，生物系的李致勋，化学系的强连庆、李长林、高滋，中文系的王运熙、胡裕树，物理系的华中一，经济系的江春泽，外文系的嵇书佩等，杨西光都让他们在做好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又让他们去兼作总支委员或教师支部与学生支部书记，或者是系行政、教研组负责人、重点研究项目负责人等工作。

他对于所培养的业务骨干，不仅在政治上从难从严地锻炼你，而且在政治上也尽力地呵护你，给你一个发展的环境和成长的空间。谢希德，就是受到这种政治呵护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女物理学家。她是解放初期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一个学子。在当时，有许多人对于这些由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在政治上和使用上，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界限，很难做到“放手”二字。而杨西光则是大胆的放手，真心实意的放手亲自到她家中拜访，发展她入了党，选为校党委委员。杨西光调北京后，还向胡耀邦同志、宋任穷同志推荐了她，使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正由于杨西光如此识才、重才，才使谢希德在复旦学园里得以走上比较平坦的发展道路，使她充分地展现才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当上了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出任上海市政协的领导人。

三

文革期间，复旦大学造反派大批“杨（西光）、王（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杨西光是复旦大学保护右派势力的一把大黑伞。在那人人自危的荒谬年代里，他在复旦大学打起了一柄大伞，为复旦校园撑起了一片绿荫。看起来，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好像都在那个“伞”字上，看到了一个最形象不过的比喻。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在复旦百年校庆时联系到自身的坎坷遭遇，感触万千地回忆说：“曾经有人称赞我在逆境中还能拼搏，其实，要不是这把黑 ‘伞’撑着，我早就被压垮了，哪还谈得上拼搏？”

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每隔两三年就来那么一次。杨西光1954年一来复旦，就赶上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由于复旦从来就是上海的文艺沙龙中心，自然也就难逃这次运动的重点打击的命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与胡风交往密切，被看作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1955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二天清晨，贾植芳就被提叫到上海市高教局，由杨西光在车上陪送。贾先生心中紧张焦躁，疑虑重重。无助之中，他想抽根烟排遣排遣，于是便从怀里抽出一支香烟来准备点燃，这时，坐在身旁的杨西光连忙挡住说：

“贾先生，你这烟不好，抽我的吧！我的烟好！”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盒高级烟“大中华”递过去。

贾先生也没推辞，只是惨淡地对着坐在身旁的这位党委书记笑了笑，然后抽出一支，一个人沉默无语地抽起来。两个人从一上车就很少说话，差不多都是绷着脸各想各的心事，但在递烟时候叫的这一声“贾先生”，却是格外亲切、温和，其中有着多少深切关怀的含量，是一下子就能让人听得出来的。它让贾植芳的心灵深受触动，杨西光那盒并没有打开的“大中华”烟，显而易见，是他事前早已准备了要在车上相赠的。

到了高教局，像三堂会审似的，在案头上坐着三位高级领导。他们略微地提出几句简单问话之后，坐在中间的一位便厉声地宣布说：“你的这种态度，是很不老实的！我代表高教局宣布：贾植芳留下来停职检查！”

杨西光一直默默无语地坐在一旁，直到等听到了这一声宣布，便再也坐不住了，虽然知道结果必然是如此，但心中还是一阵强烈的震撼。他尽力压住内心的感受，脸上倒是显出坦然轻松的笑容，再一次用温和的、传递着感情的话语对贾说：“贾先生，你好好地讲，只要帮助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你就能回来的。咱们学校很缺教师呀，我们等你回来！”说完，转身就走了。

涉及到胡风一案的，在复旦大学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章培恒。他因为与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又写过文章为胡风辩护，在贾植芳被隔离后，他也被高教局召去进行隔离审查。前前后后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又送回到学校里，让学校党委进行监管。一回到学校，杨西光就找他谈了话，让他好好检查，安心地留守在宿舍里，不要随便外出。话外之意，让他暂时避避风头，不要节外生枝，再招惹是非。可是，这个年轻人政治上还很幼稚，而且又是学文学艺术的，一惯的浪漫散荡成性，根本没顾得上规避什么，甚至也没想要规避什么，依然固我地大大咧咧地出出进进，到校外去逛书店，在那里看书一站就是大半天。这自然便是自找祸患，引起了一片非议之声。学校党委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从教学岗位调离，下放到图书馆里去管图书。可是，等到风头一过，杨西光又把他调回到系里去做教师，还将其列入到重点培养的名单里。在提升职称、职务和长工资时，都把他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杨西光还曾向系总支书记打过招呼，考虑重新让他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