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这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地方实验，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要鼓励地方实践，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抓大放小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
第二，国企改革，过去改革开放4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建国这么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什么产权更有效率，而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中国的服务业，中国进入到了以消费业和服务业主导的时代，这里面孕育着巨大的能量。这次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需要很多都在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只有降低成本，释放企业家的活力才可以真正带来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当然，这里也包括减税，包括降低制度成本，也包括降低各种办事、费用成本。减税这个事情的效果在长期是具备可持续性的。
第五，对这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认为大方向是对的，一定要排除万难，坚决抓下去，促进金融和实体部门的良性互动，只有强大的实体才能有更好的金融。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监管叠加引发新的风险，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开启新时代、新周期、新未来。
四、为什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
2016年以来开启的金融监管加强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国金融业态和市场形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之首，任何市场主体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政策决心和执行力可参考此前的去产能、去库存。金融周期向下和新周期向上是决定未来经济和金融市场形势的关键。
1、为什么要加强金融监管、防化风险？
为什么这一轮中国经济的新周期滞后于美国？美国2012年复苏，为什么中国一直推迟到现在？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因为2009年美国采取的是宽货币+严监管，所以它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避免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这跟2000年以后是不一样的。
中国在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自由化上走了弯路，导致了出清滞后和风险堆积。2009年4万亿刺激以后，大量的项目需求出来，2010年因为担心经济过热所以宏观调控收紧，导致大量融资需求不符合监管规定、难以得到满足。这又叠加了到2012年以后中国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大量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融资需求被挤到了影子银行体系。所以，从2012年以后银行理财快速飙升到现在将近30万亿，大量的通道业务开始崛起，所谓的通道三剑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发展到了几十万亿的规模，都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快速膨胀的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对接的就是原来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些融资需求，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一些不符合政策导向的产业。
这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方面是积累了风险，因为它有的底层资产不是太好，所以多层嵌套、加杠杆、期限错配、信用下沉；另一方面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出清进程，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带有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无法完成市场自发的出清，所以2015年12月份以后中央才开始动用行政手段去产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财政风险、房地产风险等，其实很多金融问题的背后是财政问题，是国企、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问题，有激励无约束。按照金融监管，金融机构不能给产能过剩的国企、地方融资平台和不达标的企业提供融资，而影子体系却可以向没有约束的融资行为提供融资。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主要是机制问题而非规模问题。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关键是建立机制。如果不理顺机制，打破“刚兑”，即使现在清理完地方债，以后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卷土重来。因此关键是建立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买单要买出效果。建立对无效投资的约束，打破刚兑和隐性担保，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政策组合正从过去的“货币宽松+财政积极+监管放松+改革迟缓”转向“货币中性+财政整顿+监管加强+改革推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把资产泡沫挤掉，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本源，可以让中国的经济L型和新周期走得更加持续。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监管叠加引发新的风险，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2、如何加强金融监管？
此轮金融监管通过两大链条防控金融风险。一、提高资金链条成本倒逼去杠杆：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开始通过在市场上投放资金，拉长资金期限的方式，调控市场利率，并且在2017年初通过提高货币政策操作利率继续引导市场利率上行，挤压期限错配及杠杆水平。二、全面升级监管链条力度：第一阶段以银监会“三三四十”检查为标志，对于银行业务进行地毯式排查，涉及票据、理财、同业、对公等所有主流业务，第二阶段以“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为标志，全面升级监管力度，落实监管政策，进行重点整治，金融监管政策保持强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