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位启蒙老师是我的继祖父。他在我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搬进奶奶家。那时我爷爷去世了，后来我奶奶就跟他成了家。奶奶跟继爷爷成亲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帮助照顾我。继爷爷的工作单位离我的幼儿园比较近，可以每天到幼儿园接送我。在那时的中国，婚姻是一件很现实的事，要能互相帮上忙才行。

我的继爷爷对我的影响最深的是教我算术，从两岁一直教到我五岁。他和奶奶给我买了很多的花花绿绿的算术书，教我做算术练习。我不知道其他同龄的小孩是不是也喜欢学算术，我可是对加减乘除有特殊的兴趣。三岁的时候，我就能熟背乘法九因歌，能轻而易举地心算出一位乘以几位数的乘法题。比如，我算23 X 3的时候，我会相当快的得出三三得九，二三得六而等于69的答案。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继爷爷怎样教我难度更大的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算法。那道题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是22 X 22。当时我看着这道题，想了一下，说等于44。我心想2 X 2 等于4，另一个2 X 2也是4，所以答案应该就是44。 他看着我的答案，没说我错了，而是很开心地笑了笑说，让我来教你新的算法。他很耐心地用我已经学过的方法，怎样把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题目分解为如下：（22 X 2）+ (22 X 20)。于是我很快便明白了怎样去解答这一类的乘法题。

他经常用很显浅易懂的方法来教我，正面引导，经常鼓励，增强我的自信心，从来不会因为我算错了题而责怪我，使我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我四岁的时候，我已经能熟练地做加减法算题以及三位数的乘法题和有余数的除法题了。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继爷爷是我的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但很可惜，我对他的记忆并不很多。后来他随子女移居澳大利亚。再后来，我奶奶便跟他分手了。

五岁以前，我有两个家，平时住广州奶奶家，在那上幼儿园。暑期住中山外公家，在那里过暑假。我的家不算富，不过也不算穷。跟当时成千上万在穷乡僻壤中勉强维生的大众相比，我还算是很幸运的，能住在城市，不愁吃穿，有冰箱彩视，还能上很好的幼儿园。我两边的家都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和爱护，尽管父母不在身边，在众多亲戚的簇拥之中，我从未感到过孤独。

不过，虽然我是家中央、小皇帝，我的内心还是有些谦卑和害羞的。一离开了家的范围和亲戚的保护伞，我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从来不愿出头露面，从不跟人争吵打架，也很少到外面跟邻居的孩子玩。我很清楚，一到外面，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毛孩。虽然我对中山和广州以外的世界知道得很少，但我从来都没太多的害怕和担心，我很相信我的家人会随时随地出来帮助我、保护我，直到我长大成人。

在汉语中，中国的名字意思是“中央之国”。古时候的中国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我五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家世界的中心，家里的亲人围绕着我这个小皇帝而转。可以想象，如果我一直在中国长大，我的将来注定会前程无量，我将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将会考上名牌大学，然后会在国家级的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或者像我外公一样，会成为一个好干部，主管一个大城市的建设，或者会自己当老板，干大买卖、做大生意。以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济背景，这些想法都是顺理成章的。

1988年10月30日，我在中国过了我五岁的生日。当时家人云集，热热闹闹，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在中国的家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也没有人告诉我，五个月之后，我就要离开这个家，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开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本文选自On the Move: An Immigrant Child’s Global Journey，Philip Jia Guo著，Whittier Publications, Inc.于2007年出版。

中文版《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由郭南、周敏翻译，首发于公众号“启蒙大侠”，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