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CoCo
在中山我外祖父母的家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中，不但是因为我是长孙，从小到大，我还是郭家和周家唯一的男孙。所以我就像个集全部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大家都宠着我，时时处处都会满足我的各种要求，不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加上我父母不在身边管着，我就更加得意忘形了。我总是有很多时髦的衣服，种类繁多的玩具，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亲戚经常开车带我到公园和游乐园玩，全家上下都围着我转，大家都在尽情地满足我的要求和愿望。
我们这一辈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大多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的几个表妹就像成了我的妹妹，我经常跟她们一起玩。我是老大，自然也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大哥。不少孩子喜欢恶作剧，有些喜欢咬人，有些喜欢尖叫，不知咋的，我却喜欢推倒表妹。我还隐约记得，大约在我二、三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推倒我的刚学会走路的表妹。一看到她，我就会快步上前，一掌把她推倒，看到她摔倒后咧嘴大哭的样子，我就马上跑开，偷偷直乐。这可不是轻轻地推她一下，我真的是很使坏地去故意让她摔倒摔疼的。那时没有地毯或床垫之类的保护层，地板是冰凉坚硬的磁砖地，头碰上去可是够生疼的。每当我干这等坏事的时候，表妹摔得嚎啕大哭，我舅舅和舅母就会赶紧跑过来分开我们，于是我就得意地扬长而去，到一旁偷笑去了。
后来家里人告诉我，这种恶作剧不是发生一次半次，而是经常发生。而我总是在袒护中全身而退，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惩罚。回想起来，要是我父母在身边，我肯定受严惩；要是我已为人父，我肯定也会狠狠地教训这个坏孩子，让他不能做这等的坏事。我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正是因为我父母都不在，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少爷、小皇帝，迁就我的顽皮和任性。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回到了广州，住在我奶奶家。广州是个大城市，奶奶家可没有中山外公家那么便利条件。我在广州的生活就跟普通大众没有两样，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失去了在中山时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我的姑姑和姑父、叔叔和婶婶都很忙，没有时间来娇惯我。我跟奶奶、爷爷还有一个专门从乡下来广州照看我的亲戚（我叫她“四伯婆”）住一起。奶奶、爷爷的家是一套装修很简单的套房，这个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他是在我亲爷爷去世后才跟我奶奶成家的。
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在美国，广东话和广东菜都很出名，其实广州就是发源地。广东话跟普通话或其他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就像法语跟西班牙语的差别一般。我们家人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但他们之间却大多用广东话来交谈。跟后起的中山市不一样，广州是个大都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多所出名的大学。我父母是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认识的。
跟美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中国的大学是凭着每年一次全国统考而决定入学资格的，这叫做高考。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夜以继日地啃课本，背公式，不厌其烦地做大量的练习，吭哧吭哧地做模拟考题。总之，所谓“一考定终身”，为考个高分，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了。1977年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整整十年的年轻人都堆积在一起，摩拳擦掌，要拼命力争高校有限的一席之地。那一年，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全挤在一堆争27万个学位，录取率只有4.7%（注：2006年的录取率为58%）。竞争之惨烈，之悲壮，难以名状。我父母有幸成为佼佼者，名列前茅，被名校中山大学录取，双双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称之为“七七届”。
实际上，广州是我的正规教育的起点。两岁半的时候，我进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那时带我的伯婆（我妈的亲伯娘）是中山张家边人，说一口乡音很重的中山方言。因此我也就跟着学会了满口的乡下土话。刚到广州，我发现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广州话，跟我说的话不太一样。第一天上学，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用乡下话答，呃系郭伽。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她接着又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呃系从中山“噜嘞”来嘎。她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后来老师跟奶奶说，她真的没料到一个唇红齿白、大眼睛的城里小男孩，嘴里蹦出来的竟是土得掉渣的乡下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反差也忒大了。
中国的幼儿园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绝不是放羊的地方，一点也不含糊。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幼儿园教的东西简单得离谱，要么是教小朋友怎样把同颜色的小积木放进对应同颜色的小洞洞里面，要么是让小朋友胡乱写写画画，要么让小朋友打打瞌睡混到下午。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真的要正里巴经地上课，大家排排坐，面向老师，学简单的算术和语文。我也开始学习怎样和其他的小朋友交往。
这个幼儿园虽然是广州最好的幼儿园之一，但这种早期教育的模式在中国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两、三岁开始，家长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家。幼儿园也有全托，小孩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我挺喜欢在幼儿园学新的东西，不过我更喜欢在家学。我最喜欢的家庭教师是我奶奶和继祖父。我奶奶人很和善，对我很好。她总是想方设法要让我过得愉快。同时，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她喜欢教我认字。她给我买了很多看图识字卡片，一面有图画，另一面是汉字。她看着图画教我认字，很快我就认识了不少的汉字。每到星期六，我总要搬个小凳子让她坐，缠着她考我认识多少个新字。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想要迁就我，拿出图画的一面来考我，像汽车，火车，苹果，桌子等等。我通常会很自信地说，“我认识这些字，考我字的那一面，不要用图画的那一面”。
有一次我爸爸从瑞士回来，我又要他考我。他也是应付式地翻开图画的一面考我，我说，别给我看图画，我认得这些字。于是，他随手翻了几个字给我，我不假思索地念了出来。他的眼睛都大了。
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上街时大声地读出路牌的街名，引起不少人的侧目。有时我和奶奶坐公共汽车，我也爱大声地读看到的站名和街名。车上的乘客往往很惊奇地看到这个不足三岁的小不点，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大眼睛扑闪扑闪，满脸充满好奇，嗓门又尖又大，起劲地念着一路所看到的店名、路名和站名，还居然大部分都念对了。遇到有些字我不认得，我就尖声尖气地问，奶奶，这个字怎样念啊？车上的人常常向我们投来惊奇的目光。在我五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能看简单的中文儿童读物了，如儿童版的《西游记》等。
我们这一辈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大多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的几个表妹就像成了我的妹妹，我经常跟她们一起玩。我是老大，自然也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大哥。不少孩子喜欢恶作剧，有些喜欢咬人，有些喜欢尖叫，不知咋的，我却喜欢推倒表妹。我还隐约记得，大约在我二、三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推倒我的刚学会走路的表妹。一看到她，我就会快步上前，一掌把她推倒，看到她摔倒后咧嘴大哭的样子，我就马上跑开，偷偷直乐。这可不是轻轻地推她一下，我真的是很使坏地去故意让她摔倒摔疼的。那时没有地毯或床垫之类的保护层，地板是冰凉坚硬的磁砖地，头碰上去可是够生疼的。每当我干这等坏事的时候，表妹摔得嚎啕大哭，我舅舅和舅母就会赶紧跑过来分开我们，于是我就得意地扬长而去，到一旁偷笑去了。
后来家里人告诉我，这种恶作剧不是发生一次半次，而是经常发生。而我总是在袒护中全身而退，没有得到过任何的惩罚。回想起来，要是我父母在身边，我肯定受严惩；要是我已为人父，我肯定也会狠狠地教训这个坏孩子，让他不能做这等的坏事。我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正是因为我父母都不在，大家都把我当成小少爷、小皇帝，迁就我的顽皮和任性。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回到了广州，住在我奶奶家。广州是个大城市，奶奶家可没有中山外公家那么便利条件。我在广州的生活就跟普通大众没有两样，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失去了在中山时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我的姑姑和姑父、叔叔和婶婶都很忙，没有时间来娇惯我。我跟奶奶、爷爷还有一个专门从乡下来广州照看我的亲戚（我叫她“四伯婆”）住一起。奶奶、爷爷的家是一套装修很简单的套房，这个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他是在我亲爷爷去世后才跟我奶奶成家的。
广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在美国，广东话和广东菜都很出名，其实广州就是发源地。广东话跟普通话或其他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就像法语跟西班牙语的差别一般。我们家人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但他们之间却大多用广东话来交谈。跟后起的中山市不一样，广州是个大都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多所出名的大学。我父母是在中山大学念书时认识的。
跟美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中国的大学是凭着每年一次全国统考而决定入学资格的，这叫做高考。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夜以继日地啃课本，背公式，不厌其烦地做大量的练习，吭哧吭哧地做模拟考题。总之，所谓“一考定终身”，为考个高分，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了。1977年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整整十年的年轻人都堆积在一起，摩拳擦掌，要拼命力争高校有限的一席之地。那一年，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全挤在一堆争27万个学位，录取率只有4.7%（注：2006年的录取率为58%）。竞争之惨烈，之悲壮，难以名状。我父母有幸成为佼佼者，名列前茅，被名校中山大学录取，双双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称之为“七七届”。
实际上，广州是我的正规教育的起点。两岁半的时候，我进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那时带我的伯婆（我妈的亲伯娘）是中山张家边人，说一口乡音很重的中山方言。因此我也就跟着学会了满口的乡下土话。刚到广州，我发现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广州话，跟我说的话不太一样。第一天上学，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用乡下话答，呃系郭伽。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她接着又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呃系从中山“噜嘞”来嘎。她差点没笑得背过气去。后来老师跟奶奶说，她真的没料到一个唇红齿白、大眼睛的城里小男孩，嘴里蹦出来的竟是土得掉渣的乡下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反差也忒大了。
中国的幼儿园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绝不是放羊的地方，一点也不含糊。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幼儿园教的东西简单得离谱，要么是教小朋友怎样把同颜色的小积木放进对应同颜色的小洞洞里面，要么是让小朋友胡乱写写画画，要么让小朋友打打瞌睡混到下午。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真的要正里巴经地上课，大家排排坐，面向老师，学简单的算术和语文。我也开始学习怎样和其他的小朋友交往。
这个幼儿园虽然是广州最好的幼儿园之一，但这种早期教育的模式在中国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两、三岁开始，家长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家。幼儿园也有全托，小孩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我挺喜欢在幼儿园学新的东西，不过我更喜欢在家学。我最喜欢的家庭教师是我奶奶和继祖父。我奶奶人很和善，对我很好。她总是想方设法要让我过得愉快。同时，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她喜欢教我认字。她给我买了很多看图识字卡片，一面有图画，另一面是汉字。她看着图画教我认字，很快我就认识了不少的汉字。每到星期六，我总要搬个小凳子让她坐，缠着她考我认识多少个新字。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想要迁就我，拿出图画的一面来考我，像汽车，火车，苹果，桌子等等。我通常会很自信地说，“我认识这些字，考我字的那一面，不要用图画的那一面”。
有一次我爸爸从瑞士回来，我又要他考我。他也是应付式地翻开图画的一面考我，我说，别给我看图画，我认得这些字。于是，他随手翻了几个字给我，我不假思索地念了出来。他的眼睛都大了。
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上街时大声地读出路牌的街名，引起不少人的侧目。有时我和奶奶坐公共汽车，我也爱大声地读看到的站名和街名。车上的乘客往往很惊奇地看到这个不足三岁的小不点，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大眼睛扑闪扑闪，满脸充满好奇，嗓门又尖又大，起劲地念着一路所看到的店名、路名和站名，还居然大部分都念对了。遇到有些字我不认得，我就尖声尖气地问，奶奶，这个字怎样念啊？车上的人常常向我们投来惊奇的目光。在我五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能看简单的中文儿童读物了，如儿童版的《西游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