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嘴上的“民主”，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和政权机关，前面都加上了“人民”二字，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铁道、人民邮政，包括使用的货币也叫“人民币”。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一直是阻碍中国历史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顽症”，也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焦点。拥有自己的土地，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既是为解放贫苦农民，也是为把农村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彻底完成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历史任务。

　　二、中国是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现实国情不允许这样搞。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家，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政府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定息期限为7年。1962年到期后，又决定延长到10年。这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对私方付年息5厘作为“赎买”代价，并安排他们工作，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什么那样艰辛和曲折？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1953年第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行的脚步中出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社论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确，工业化的景象让人激动，让人感到新奇和自豪。当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时候，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建造的飞机、机床和电子工业。这年，随着12辆解放牌汽车出厂，一首叫《老司机》的歌曲唱遍大江南北。

　　1956年秋天，迈进社会主义门槛的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除了苏联的模式，谁也没有见过；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苏联的做法，谁也没有干过。俗话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既然是前所未有，那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吧。

　　摸索的过程就像是雾中行走，很曲折，很艰辛，也很容易出问题。在经济建设上出的大问题，是1958年搞的“大跃进”运动。所谓“大跃进”，一是全民炼钢。因为在那个年代，钢铁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代表着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大跃进”炼出来的钢铁，许多是不能用的。二是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许多地方弄虚作假，竞相“放卫星”。三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把若干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以及某些生活资料不分社队统一调配。结果在分配上出了问题，比较穷一些的生产队，揩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