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认为，“下指标”一定程度上转变了银行放贷不平衡的问题，使银行更关注和了解中小企业，扩大服务面的同时，也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积累了经验。对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营造出一个很好的氛围，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

　　不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过给银行下贷款指标的方式来解决中小融资难的问题，会给银行造成两难，一方面要求控制不良率，对贷款的坏账负责，另一方面还要完成指标，支持中小企业。尤其在国家“三大攻坚战”的战略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核心任务，国家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实行坏账终身追责，银行的压力增加。

　　2019年3月13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其中提到，商业银行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这被认为是解决银行困局的出路之一。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容忍度都会更高一些。但为了控制风险，银保监会也给出了适度放宽的上限3个百分点。此前，黑龙江省出台政策明确强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可比平均贷款不良率容忍度高出2个百分点。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霞则认为，从顶层设计上就应该采取两条线，将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区分开来。不要让商业银行承担过多的政治和社会职能，比如为了稳就业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商业银行本身就是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旦因为贷款给中小企业而造成不良率过高，银行风险激增，会使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混乱。

　　她建议，由政策性银行承担这个功能，即使出现不良，也可以由国家财政兜底。而现在，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混在一起，这是有问题的。

　　她还强调，在2019年，中国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中美贸易战使风险激增，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来看，企业经营的风险较2018年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扶持中小企业，应该制定更多细则以指导银行如何规避风险、控制风险。在监管上，也应该有一些务实的政策落地。但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政策。“一句话，改革还是不配套。”

　　李东生建议，可以由政府资金牵头成立担保机构。有些企业借不到钱，是因为信用不够。但如果政府给他担保，收担保费，这样贷款利息虽然会高一些，但符合市场规律。担保公司收担保费，能够覆盖它的风险。

　　“我一个开担保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担保费是3%，但是坏账率可以控制在2%以内。虽然赚得不多，但也解决了银行的坏账问题。”李东生说。

　　李东生认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更加合理。而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是有问题的。

　　但是，担保存在代偿风险。在姜有为看来，对于这类风险，一要防范，二要化解。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沈阳正在重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提高融资担保能力，特别是支持成长性好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壮大。

　　“政府也要加强对担保公司的监管，关注担保公司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放大倍数等指标，做好风险防范。”姜有为说。

　　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

　　除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本轮纾困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

　　东北三省均在政策包中强调，要鼓励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黑龙江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发起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机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提高为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供给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和再融资。

　　奖励力度也很大。对总部和主营业务均在黑龙江的企业，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发和借壳上市，以及境外主板、创业板首发上市(上市融资2亿元以上)的，省财政一次性补助1000万元。在“新三板”挂牌的，省财政一次性补助200万元。

　　辽宁也要求有效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功能，支持民营企业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发行企业债，积极探索股权抵(质)押、商业担保等方式，对民营企业给予引导基金股权直接投资支持。

　　辽宁还提出，各市要加快推动本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开展股份制改造。

　　姜有为认为，如果企业家有好的项目，但是缺乏本金，可以通过开放股权，让其他资本进来，形成一个股份多元公司。

　　在辽宁，企业可以到辽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宣传展示、进行股权交易等。2018年，沈阳市新增挂牌企业增长46%，累计达到930家。

　　姜有为表示，沈阳民营企业的股权开放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样才能获取各方面更多资源，同时也体现出公司的价值。沈阳市已专门成立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上市后备企业库，鼓励支持企业上市。

　　在陈耀看来，间接融资对企业负担重，直接融资的还债压力更小，企业可以更专注于生产经营活动。

　　公开数据显示，2003 至 2017 年间，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一直在缓慢上升，从约 30% 上升至 50%，但与他国仍然存在差距。2015年，G20国家的直接融资比例大多集中在65%~75%区间内，美国则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超过了80%。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债券市场在2013~2018五年间的发行额平均增长速度是45.7%，但是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优化我国的宏观融资结构，是一个非常急迫又责任重大的任务。”他说。

　　在东北，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司长周建平表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东北发展以前主要靠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例比较小，其多层次市场体系和南方相比差距较大。

　　关键在于国企改革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霞认为，新出台的纾困政策确实解决了部分企业“过桥难”的问题，也使东北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整个东北的问题，不是靠一个举措、一个文件的出台就能解决。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东北的制度成本较南方等地更高。“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标签已经形成，要想改变外界的看法，需要长期的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将近年来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困境形容为“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

　　在东北，这“三座大山”，更显得尤为庞大。

　　作为计划经济最早进入、最晚退出的地区，东北的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比较重，商品经济市场发育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

　　而且，由于东北的资源型产业较多，产业的价值链较低，以加工类产业为主，科技创新产业较少。随着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企业的发展也遇到瓶颈，后劲不足。

　　吉林市长刘非表示，在东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起步，但想要找到新型的产业或产品来代替并非易事。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在中国很多地区已经进入工业3.0，甚至4.0时代的情况下，东北的民营经济还处于1.0和 2.0工业时代。“计划经济在东北的痕迹还表现在央企的庞大，以及政府干预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