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不受重视更是不值一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随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4月19日，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农业发展纲》四十条，正式提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从“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粮食损失而轰麻雀”到“全面权衡利弊、宁可遭受粮食损失也要容忍麻雀” ，连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护秋”轰麻雀的传统都因此而牺牲了。这些事实恰恰证明毛主席时代尊重科学，重视专家意见。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由于李锐造谣造的太多，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实录”：“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锐认为，“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 到了90年代，这个健忘的李锐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特意”向毛泽东发过这一番问话的。他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

　　事实上，毛主席多次表示不相信亩产上万斤、几万斤。例如，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某省委第一书记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主席摇头说：“我不信。” 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主席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倒是李锐自己，一会说上海会议，一会说武昌会议，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为真堪称一奇。

　　除了疯狂反毛，李锐对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也尽起造谣污蔑之能事。例如关于周总理，李锐说：“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将致周总理于何地?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李锐还特别强调文件已被烧毁，真可谓死无对证。再如关于陈云，李锐一方面在《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书中猛烈攻击陈云保守僵化、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反毛言论扣到陈云头上，说的陈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陈云还曾经保护过李锐。李锐好友胡绩伟说：“ls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李锐对保护过自己的陈云尚且如此，其为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