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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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李锐一直要求和张杰“对质”，乃至“起诉”张杰，其实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张杰是一个党史研究人员，并不是亲历者，有什么可对质的呢?只要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吗?李锐为什么不敢要求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却要“起诉”张杰，并发出威胁“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复出后疯狂反毛反共

　　李锐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妻子范元甄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锐复出后迅速走红，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过跟范元甄复婚，后来，因为感觉范元甄拥护毛主席的立场不符合当时反毛的潮流，害怕牵连自己，结果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最终李锐找了一个同样疯狂反毛的张玉珍，和这个以李锐学生自居的人结婚。李锐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赞：“像她那样的出身经历，能反‘左’，也真不容易!”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像张玉珍那样出身于工人农民的人疯狂反毛的仅仅是极个别的。更加离谱的是，给李锐“平反”后补发给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费，他却一分钱没有给子女。范元甄要求给子女生活费，而李锐一直坚持不给，最后水利部不得已又补发了一笔同样数额的生活费，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笔钱补发两次而没有接受。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李锐的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在当时影响很坏，最后李锐也因为“生活费事件”被迫辞职。

　　李锐被迫辞职以后，丝毫不反思自己，却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