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CoCo
性暴力救助中心还在1994年开始组织起关于性暴力的面谈会，让女性性暴力受害者能够获得说出自身受害经历的机会。此后，在2003年，救助中心还举办了幸存者分享会（speak-out），使得幸存者不再只是私下对救助人员谈论自身的经历，还能在分享会中与其他幸存者进行交流。这种互助会形式的分享在韩国妇女运动中是前所未见的，将性暴力作为女性之为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变成需要关注的公共议题。2004年，“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向24位幸存者颁发奖项，称这些分享会是迈向性别平等的重要基石。
从1990年代开始，妇女运动以反性暴力运动为核心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在这新一轮的妇女运动中，女性议题不再从属于其他的社会议题。同时，不同的妇女团体通过围绕同一议题而合力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新显形的性别视角下推动运动，是这时期妇女运动重要特征。同时期的女性议题也在此模式下得到关注和解决，例如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职场性别歧视问题等等。妇女团体的性别视角对于妇女运动作为妇女运动就有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的妇女运动：失去活力的妇女团体？
韩国民主化以后，经历了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亲民主运动的政府，进入到了新的二十一世纪。在两届民主政府下，妇女运动的发展获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在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的推动下，韩国通过了如平等就业机会法案（1989年），儿童看护法案（1991年），卖淫预防法案（1993年），性暴力犯罪惩罚法案（1994年），慰安妇救助法案（1995年），家庭暴力预防法案（1997年），诱使卖淫惩罚法案（2002年）等等等等。（Hur，“Mapping”）在政治参与方面，韩国也实行了配额制：全国性选举中，政党必须有30%候选人为女性；地方选举中，必须要50%。这些都是1990年代妇女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民主政府下，妇女团体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除了政府成立关注性别平等的妇女事务特别委员会和性别平等部以外，政府也开始向妇女团体提供资助。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下的大部分团体在这段时期开始获得政府资助。从80年代非法团体到90年代公开注册再到获得政府资助，联合会下的妇女团体开始正式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这是妇女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不过，新世纪以来涌现的许多独立的新女权主义团体开始不满看似取得重大成果的旧妇女团体。
一如“妇女团体联合会”将“女性团体协议会”看做是亲政府的保守团体一样，新的女权主义团体也将“妇女团体联合会”看做亲体制的保守团体。一方面，因为联合会进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妇女团体开始变得制度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因为接受政府的资助，这些妇女团体还需要互相竞争政府项目和资金，妇女团体间的运动也变得更倾向使用体制化的策略。这些实际上影响到妇女团体内部的运作，让团体本身变得体制化。例如因为接受政府项目资助需要互相竞争，那么组织越体制化的妇女团体就更容易获得资金，同时也更能在竞争中排斥掉小型的团体，只要通过体制化组织开发新的部门，就可以涵盖小型新团体关注的议题。妇女团体变得更像体制内的部门，而非运动中的部分。（Jung，Practicing）
另一方面，新的女权主义团体认为，旧的妇女团体尽管成果颇丰，但更强调同质化的女性身份，以及相对而言更关注政治与经济议题，而没有留意到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因此产生的更多文化上的议题。特别是，在保守主义的大国家党（后来的新世界党和自由韩国党）上台后，新女权主义团体认为，旧的妇女团体以及“妇女团体联合会”逐渐变成保守政府的一部分，只关注经济和政治议题不过是维系男性中心文化的手段。（Hur，“Mapping”）
于是，新一代的女权主义团体认为，以往妇女运动坚持和强调的单一的女性作为女性的身份不再足够，因为这种身份认同过分同质化，忽略了女性更细致的差异和需求。体制化之后的妇女团体和旧的妇女团体已经失去了活力。新一代妇女运动或许不再强调女性身份，但是同时也强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女权主义者身份或许可以看做是新的身份认同，不过这种身份认同更加松散，能够包容更多的人，更能真正代表所有的韩国女性。新的女权主义团体不再像以往妇女运动那样追求一个集体式的身份，更加强调作为个体的女性之间的经验和差异，着重关注更“个人化”（the personal）的议题。(Hur, “Mapping”)
当然，现在下判断似乎未必准确。我们也看到，当下妇女运动在韩国仍然在蓬勃发展，例如反性骚扰的#MeToo正在韩国快速发展，在面对新的妇女运动难题中，似乎仍有充满活力。观察#MeToo运动的发展过程，似乎可以发现很多以往妇女运动的影子。比如学界和妇女团体合力厘清“性骚扰”的概念，让市民对性骚扰有更多了解；妇女团体围绕同一议题联合推动运动，由“妇女团体联合会”发起的反性骚扰游行，得到包括“女大学生团体”、“梨花女大校友会”、“女性团体协议”会等等新旧妇女团体的支持；#MeToo运动中，传统妇女团体开始推动关于性骚扰的立法，同时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而新一代妇女团体开展“罢课”“占领课室”“性骚扰经历分享会”等等的运动……从这些运动和成果可以看出，当下#MeToo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韩国妇女运动的推进。特别是妇女团体的发展和运作，更是整个韩国妇女运动的关键。
这些对于我们推进性别平等也许非常值得借鉴。
主要参考资料：
Hur, Soo-woo, 2011 “Mapping South Korean Women’s Movements During and After Democratization: Shifting Identities” in Broadlend & Brockman (eds)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Jung, Kyungja, 2014, Practicing Feminism in South Korea
Palley, Marian Lief, 1994, “Feminism in a Confucian Socie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Korea” in Gelp &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崔鲜香，2010，《1970年以后韩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与变化》，《当代韩国》
从1990年代开始，妇女运动以反性暴力运动为核心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在这新一轮的妇女运动中，女性议题不再从属于其他的社会议题。同时，不同的妇女团体通过围绕同一议题而合力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新显形的性别视角下推动运动，是这时期妇女运动重要特征。同时期的女性议题也在此模式下得到关注和解决，例如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职场性别歧视问题等等。妇女团体的性别视角对于妇女运动作为妇女运动就有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的妇女运动：失去活力的妇女团体？
韩国民主化以后，经历了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亲民主运动的政府，进入到了新的二十一世纪。在两届民主政府下，妇女运动的发展获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在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的推动下，韩国通过了如平等就业机会法案（1989年），儿童看护法案（1991年），卖淫预防法案（1993年），性暴力犯罪惩罚法案（1994年），慰安妇救助法案（1995年），家庭暴力预防法案（1997年），诱使卖淫惩罚法案（2002年）等等等等。（Hur，“Mapping”）在政治参与方面，韩国也实行了配额制：全国性选举中，政党必须有30%候选人为女性；地方选举中，必须要50%。这些都是1990年代妇女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民主政府下，妇女团体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除了政府成立关注性别平等的妇女事务特别委员会和性别平等部以外，政府也开始向妇女团体提供资助。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下的大部分团体在这段时期开始获得政府资助。从80年代非法团体到90年代公开注册再到获得政府资助，联合会下的妇女团体开始正式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这是妇女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不过，新世纪以来涌现的许多独立的新女权主义团体开始不满看似取得重大成果的旧妇女团体。
一如“妇女团体联合会”将“女性团体协议会”看做是亲政府的保守团体一样，新的女权主义团体也将“妇女团体联合会”看做亲体制的保守团体。一方面，因为联合会进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妇女团体开始变得制度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因为接受政府的资助，这些妇女团体还需要互相竞争政府项目和资金，妇女团体间的运动也变得更倾向使用体制化的策略。这些实际上影响到妇女团体内部的运作，让团体本身变得体制化。例如因为接受政府项目资助需要互相竞争，那么组织越体制化的妇女团体就更容易获得资金，同时也更能在竞争中排斥掉小型的团体，只要通过体制化组织开发新的部门，就可以涵盖小型新团体关注的议题。妇女团体变得更像体制内的部门，而非运动中的部分。（Jung，Practicing）
另一方面，新的女权主义团体认为，旧的妇女团体尽管成果颇丰，但更强调同质化的女性身份，以及相对而言更关注政治与经济议题，而没有留意到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因此产生的更多文化上的议题。特别是，在保守主义的大国家党（后来的新世界党和自由韩国党）上台后，新女权主义团体认为，旧的妇女团体以及“妇女团体联合会”逐渐变成保守政府的一部分，只关注经济和政治议题不过是维系男性中心文化的手段。（Hur，“Mapping”）
于是，新一代的女权主义团体认为，以往妇女运动坚持和强调的单一的女性作为女性的身份不再足够，因为这种身份认同过分同质化，忽略了女性更细致的差异和需求。体制化之后的妇女团体和旧的妇女团体已经失去了活力。新一代妇女运动或许不再强调女性身份，但是同时也强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女权主义者身份或许可以看做是新的身份认同，不过这种身份认同更加松散，能够包容更多的人，更能真正代表所有的韩国女性。新的女权主义团体不再像以往妇女运动那样追求一个集体式的身份，更加强调作为个体的女性之间的经验和差异，着重关注更“个人化”（the personal）的议题。(Hur, “Mapping”)
当然，现在下判断似乎未必准确。我们也看到，当下妇女运动在韩国仍然在蓬勃发展，例如反性骚扰的#MeToo正在韩国快速发展，在面对新的妇女运动难题中，似乎仍有充满活力。观察#MeToo运动的发展过程，似乎可以发现很多以往妇女运动的影子。比如学界和妇女团体合力厘清“性骚扰”的概念，让市民对性骚扰有更多了解；妇女团体围绕同一议题联合推动运动，由“妇女团体联合会”发起的反性骚扰游行，得到包括“女大学生团体”、“梨花女大校友会”、“女性团体协议”会等等新旧妇女团体的支持；#MeToo运动中，传统妇女团体开始推动关于性骚扰的立法，同时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而新一代妇女团体开展“罢课”“占领课室”“性骚扰经历分享会”等等的运动……从这些运动和成果可以看出，当下#MeToo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韩国妇女运动的推进。特别是妇女团体的发展和运作，更是整个韩国妇女运动的关键。
这些对于我们推进性别平等也许非常值得借鉴。
主要参考资料：
Hur, Soo-woo, 2011 “Mapping South Korean Women’s Movements During and After Democratization: Shifting Identities” in Broadlend & Brockman (eds)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Jung, Kyungja, 2014, Practicing Feminism in South Korea
Palley, Marian Lief, 1994, “Feminism in a Confucian Socie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Korea” in Gelp &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崔鲜香，2010，《1970年以后韩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与变化》，《当代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