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低档产品让他们做，小市场让给他们。我们以出口国际市场、大城市大客户为主。”李书认为这是未来凤灵集团和黄桥提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这位制琴师制作一把价格在六万元左右的提琴通常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月做“白琴”，一个半月做油漆。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在店里为学生挑选小提琴的一位音乐学院老师表示，她遇到过一些用低价入门琴的学生，结果是花五分钟给学生调好音，过半分钟又跑音了。“课时费也不便宜，如果非要用这种便宜的琴，每次上课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调音上，其实是得不偿失。”

　　在这家提琴专卖店，最便宜的入门级手工小提琴售价也在1800元左右，是黄桥入门产品的好几倍。

　　面对“便宜没好货”的质疑，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黄桥的提琴是一种半机械化生产。其次，我们可以拿温州小商品打个比方，有人认为温州小商品都是低档货，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的产业集聚度极高，社会分工很细，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和物流成本，所以很便宜。”

　　这些年，黄桥也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标签。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的提琴制作大师班在黄桥开课，当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听取郑老师的专题讲座。

　　郑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提琴制作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为乐器行业唯一代表被授予轻工“大国工匠”称号。

　　二十多年来，郑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之间，作为凤灵集团的技术总顾问提供技术指导。2018年7月，黄桥镇人民政府向郑荃颁发了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的聘书。

　　第一次到黄桥，郑荃被李书的管理方式震惊了。工人六点钟上班，李书四点就到厂里，上班以后先做早操、喊口号宣誓，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受聘担任技术顾问之后，郑荃在凤灵集团建立了一个高级提琴车间，亲自驻扎过一段时间，又派自己的学生去那里住过几个月。但郑荃发现，消费者的观念还是很难改变，大家觉得到黄桥就是去买学习琴的。厂里做出的高端琴不太好销，同时对工艺的要求又高，总之费力不讨好，渐渐地做高端琴的人就越来越少。

　　“生产廉价提琴不是可耻的事情，它满足了很多刚开始学琴的小孩的需要。”郑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工程师一样，互相不可取代。

　　其实，在黄桥人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东方克雷莫纳”之梦，那是全世界提琴行业的发源地和制高点，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册的造琴师，当地出品的提琴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做不到最高水平，这是整个中国制琴行业的痛点。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关键是转换理念。”比如，郑荃近期在黄桥讲课时就反复提到返璞归真、回归传统。

　　近年来，为了提升提琴行业“中国制造”的水平，他还不遗余力地打造了“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将于5月4日开锣的第四届赛事就吸引了全世界464把提琴参赛，其中来自中国的提琴有400把。

　　在采访中郑荃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五六百元的琴也能做得很好，“工业化提琴也有自己的规律，不一定要硬往艺术提琴上靠。”

　　曾经在克雷莫纳游学5年的郑荃教授认为，黄桥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国的提琴文化底蕴不如欧洲是事实，因此也没有必要盲目模仿。与其从外壳上去学，或者是搞一场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实实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点点，那就不得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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