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意识到心理出问题了，所以又回了北川，一直待到6月底，直到板房开始建起来。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了安心睡觉的地方。虽然条件差，最起码三餐有保证。北川新城建设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的生活慢慢变好，我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
但是仍然有后遗症，比如去过地震现场后，回来以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幻听。到晚上会经常觉得有人在敲门，这种幻听导致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睡觉必须插着耳机，听点东西。
同样遗留在我生命里的，还有我对人本性中的“善”的坚信。人在大难来临的时候，迸发出来的东西是向善的。他平时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村官，甚至可能还用公款吃喝，但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迸发出来的是大无畏，包括救援时的组织能力，冲在第一线的方式，这些让我印象很深。
当时在茶亭镇，来报告灾情的是个老太太，平时走路都不太利索，但是为了村里能多活几个人，从山上跑了两天两夜跑下来报信。
有一对姐妹，地震发生的时候正面对面坐着。姐姐推了妹妹一把，然后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了。其实他们之间相距不到一米，生死就是一秒，拉开的距离可能就是十年。
2008年我去了北川六次，后来的五年，每年周年祭都去。直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在北川县城新建的地震博物馆里听讲解员们讲述当时那场灾难，他们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对每一个游客讲的都一样，日复一日地讲，就是她的工作。
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也算是亲历者的人，那些场景历历在目，让我情感上无法接受，用那种机械的重复的语言去讲述这场灾难。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北川。
当时的很多人和我成了朋友，一直也有联系，我当年采访的小孩，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满街跑了。
我不想再去北川是因为真正能触动我的那些酸甜苦辣已经埋在我心里。我真正记挂和关心的人，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获取他们的信息，了解他们的情况，送上我的祝福。
北川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牵挂，这种牵挂很难去定义。这个结其实是人生中极特殊的点，你很难去把它打开，也未必就想把它打开。
汶川是永远抹不掉的印记
朱红军，时为《南方周末》记者，发表作品《东汽中学：校庆与校殇的距离》等。
我是5月13号下午到达，去成都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妈妈，从外地打工赶回来，孩子生死未卜，什邡的，哭了一路，我记住了这条线路，后来亲自去了一趟。
5月13号当晚我们去了汉旺镇东汽中学，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国家救援队也到了，连夜施救，我们就在河对岸守了一夜。
有些场景我至今都记得，在汉旺镇，当天有限的救援资源只能顾及重要地区。而在汉旺的更多地方，太多废墟无力顾及，照明缺设备，重型机械缺，专业人手缺，夜色笼罩着，窒息感特别强。一些志愿者在夜色里，手持铁棒，在各个废墟上敲打发声，希望让幸存者听到，就这样金属撞击声响一阵，静一阵。
我还记得一件T恤，一个志愿者穿在身上的，全国各地的这些志愿者来了后，总是随聚随散，在不同的救援场合碰见，再离开，他们就各自在T恤上签名留念，满满涂满了白色的底布，这样的物件是应该被震区博物馆收藏的。
我后来也离开新闻行业了，但是每每提到这十几年最好的记者时光时，汶川都是会被念叨起。像是这个职业给你永远都抹不掉的印记。从职业上说，那是一段再也无法复制的记忆，最好的团队，最充沛的自己，怀着那时最真挚的对社会的温度，做着自认为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除了这些属于个体的感受，在那样的情境下，你看到的国家，看到的同胞，感受到的温度，澎湃同心的场景，当然也有无力的部分，这些复杂难以用形容词简单描述的感受，难以再复。
我觉得每个人有那么一段和这个国家，社会共同体的感受，是一件充满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尽管在平常，这么说，会觉得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