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号天晴,我们跟着寻亲的灾民,徒步去映秀,从早上九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三四十公里。塌方的地方,就翻山过去,因为前两天都下雨,路非常泥泞,最后五公里,泥浆到膝盖的位置,每走一步都要把腿拔出来,有时候脚拔出来了,鞋子陷在泥里,还要回头把鞋子捞出来。伴随着余震和塌方,山上时不时有乱石滚落。到达映秀已是晚上,非常非常安静,连蟋蟀叫的声音都没有。
后来报道援建,我去映秀采访了将近十次,对那里的人和事很有感情。我和赵佳月以前是文字和摄影搭档,经过地震报道之后,我们就决定在一起了。
今年我们又去了映秀,看望那里的人。有一个山腰上的村子,当年房子全塌了,有几位妈妈,她们的孩子都死在映秀小学,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几位妈妈都同时怀上了小孩,我给她们拍了照。今年,孩子们已经八九岁了,我又给他们拍了一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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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妈妈的儿子当年在映秀小学去世,后来她又生了一个女儿,拍照的时候,我问她多大了,她说9岁了,问她在哪里读书,她说在都江堰,我也没想那么多,就问为什么不在映秀小学读书呢,她说那里是难过的地方。
“其实我不喜欢被贴上地震的标签”
宁远,时为四川电视台主播。5月17日的直播节目中,宁远通报最新遇难人数,声音哽咽,眼中含泪,感动了很多人,一度被称为“最美女主播”。她现已从电视台辞职,做起了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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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地震前三天,才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5月12日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机器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也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里。那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都在涨。我们老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
我们一开始流泪,其实是在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灾区的时候,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见。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其实我不喜欢被贴上地震的标签。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最简单的例子,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
两分钟的视频,几个小时才传走
廖勇,时为绵阳广播电视台记者。正是他拍摄的、后来经剪辑的两分钟的片段,让世界知道,北川受灾之严重,为救援力量的合理配置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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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地震当天下午四点多出发的,乘越野车。路上,北川那边出来的人手挽手,互相搀扶,有的背着,有的坐着拖拉机、摩托。他们一路上跟我们说,里头灾情严重。
九点多,我们走到县城中间。环境异常安静,没有惨叫,只有来自废墟底下微弱的呻吟。我在里面待到凌晨两点多,坐车回到绵阳时天都要亮了。那时广播电视台用发电机发电,只能用手写稿。
我拍的视频都是通过QQ,传了几个小时才传走。视频不长,大概两分钟,但是通信不好,一下断了,一下又断了,央视第二天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北川的情况。
5月13号,路上已经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己开车来的,救援物资能带好多就带好多,往里挺进,尤其是唐山的特别多。在北川中学,我还遇到过东北的救援队,自己组织过来的。前前后后民间的救援,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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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报道灾后重建,去了北川很多次,这几年的变化简直翻天覆地。你亲眼看到北川人、灾区人,从死亡到希望,你就能感觉到,中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觉得只有中国人有可能这么凶(四川话,厉害的意思)。
“我不想再报道北川了”
张源,时为《新闻晨报》记者。曾发表报道《北川,让我再看你一眼》。2008年他就六度赴北川。之后五年,他又数次去探望北川。然而他最终决定再也不去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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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记得,在震区,弥漫着各种情绪。亢奋的,麻木的。。。。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所有人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停救人,做事。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候只有强打精神,才可能多挽救一条生命。到后面,沉重感越来越强烈。72小时一过,挖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尸体。
我第一次在北川采访,待了十天左右。回到上海就发现,我的创伤性应激反应很强烈。走到大街上老想打人。觉得那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这个城市的人却还在开心地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