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坐5月13号下午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成都的。路况很差，车能开到的地方很有限。我们坐车到都江堰的紫坪铺大坝后，乘冲锋舟到了汶川铝厂，再步行到映秀。
映秀镇口是一个小山坡，往下看，处在平原的映秀镇是一片废墟。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一个城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映秀镇的夜晚，我到现在仍记忆深刻。刚到的那晚，也就是14号晚上，还能听到地底下传来隐约的人声，后来越来越微弱。
我们睡过最“好”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手术台，其他时候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睡在车里和路边。映秀平地很少，部队、医务人员和媒体加起来七八千人都挤在小小的坝子上。遇难者的尸体也需要放在平地上，“生”与“死”围绕在同一堆篝火边。
我第一次哭是在都江堰，有一个男人拿着手机去拍小孩的脸，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要干这种事情，边上的医生说他是小孩的爸爸。
他是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施工队有个铲车。地震之后，他就开着铲车来挖废墟，找他的小孩。
后来，他赶走了周围的人，用裹尸袋把小孩裹好了，就抱着小孩子往皮卡车走。现场特别安静，所有人都立在那里，看着他。他走到皮卡车前，突然仰天长啸，叫了好长时间，可能有半分钟。我当时眼泪一下就喷涌出来了。
当时我想记者是不是不应该流露太多私人感情，我扭头看了一眼和我同去的摄影界前辈贺延光，他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还在拍照和工作。后来我告诉他这个疑惑，他说“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我有一本当时带到现场做记录的笔记本，现在还保存着，上面满是泪痕。有在现场流的眼泪，也有回来写稿时流的。地震中形形色色的人对我触动很深，尤其是我写的报道《回家》中的主人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
这些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写特稿，特搞的意义是什么。台湾有个作家叫大猪，写了一本书叫《我的父亲》，里面有一句话，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为了让聆听的人能够有勇气去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对，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多特稿的意义所在，他让读者对自己有了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有理解。
2008年三四月份，我还在打一场关于房子的官司。这是一件特别焦灼的事情，一旦输掉会有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觉得天都塌了，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做完报道回来，我的官司又打了三年。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有勇气应对。
“被忽视”的重灾区
柴会群，时为《南方周末》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后赴“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文县采访，发表报道《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灾》。
5·12地震时我没去四川，去的是甘肃。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去了四川，我单位的一位编辑是兰州人，听老家人说甘肃的灾情也挺重，但媒体关注的很少，就派我去了甘肃。文县是甘肃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乘飞机先到西安，从西安坐长途大巴到武都，又从武都坐车到了文县的碧口镇，那个镇是文县的重灾区。
我在文县一共就呆了5天，因为一心赶稿，人处在焦虑状态，很多采访的细节都忘了。印象比较深的，是跟当地宣传干部打交道的经历。当时我在碧口采访了两三天，要写稿时发现，这个地方没有宽带，发不了稿，就搭了个车去文县县城，想找个网吧，但一时也没有找到。后来发现县城有个媒体接待点，就去报名，说明来意，一名宣传干部把我领到一个供媒体专用的帐篷里，里面有宽带，就在那里写。
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忘了因为啥出去了一趟，电脑只是合上，但没有关。回来时发现，那个干部正在电脑前看我的稿子。我只写了一半，但他有些不高兴了，好象是怪我只写灾情，而没有反映当地抗震救灾的努力。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我就找了一个理由离开。
所幸，当地最大的一家宾馆还在营业，而且也有宽带。我在那里完成了稿子，见报标题是《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灾》，大意是文县灾情不轻，但缺乏媒体关注，获得的救灾资源也少。出乎预料，稿子传播率挺高，不少甘肃籍网友纷纷留言，感谢关注甘肃。
过了一年，我的一位同事又去文县做一个关于灾后重建的报道。接待他的也是那名宣传干部，同事传他的话说，我那篇稿子影响很大，对文县的抗震救灾起了积极作用，向我表示感谢。
我哈哈一笑：他肯定没跟你说偷看我稿子的事！
“地震现场报道后，我们决定在一起了”
杨曦，时为《南方日报》摄影记者，5月13日早上到达都江堰，徒步12小时到达震中映秀。现在他已经从记者变成了民宿老板，老板娘正是当初去映秀采访的搭档。
12日下午得到消息，我和搭档文字记者赵佳月就订了飞机票，四川那边航空管制，只能飞到重庆，由于飞机延误凌晨才到。到重庆后，我们一群媒体人租了辆中巴车去成都，到成都已经天蒙蒙亮了。坐在中巴车上的时候，不断收到消息，死亡人数不停上涨。
13日一早，到达都江堰，第一站去了聚源中学，官方救援队救出了第一个学生高莹，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四个小时，拍到高莹从废墟中获救的照片，她被救出来时，嘴角上扬带笑，后来被称为“微笑女孩”，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后来别人说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