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极端的帝国叙述，比如理查德·戈特在《大英帝国:阻力,压迫和反抗》中宣称，整个大英帝国时期,大部分英国人被殖民地人民厌恶和鄙视。反抗和反叛是帝国永恒的事实，帝国权力受到无休止的挑战，在镇压中疲于奔命。布莱克则提出，在殖民地，抵抗不是一个长久的特征，戈特将大英帝国等同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帝国主义征服中的暴力行为等同于纳粹的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很不恰当。

戈特曾是《卫报》的特刊编辑，对美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写有关于古巴历史和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他对于将英国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情境下来讨论毫无兴趣，也不关心关于帝国“中间地带”的讨论，而只是简单地直奔自己的“结论”。

英国右翼、保守党议员科瓦滕的《帝国的幽灵》一书，对待大英帝国则不像戈特那样刺耳，但也没有将英帝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和叙述。科瓦滕认为，大英帝国在伊拉克、尼日利亚、缅甸、苏丹和克什米尔等殖民地统治短暂，而且管理不善，其悲惨后果影响至今。但是，布莱克指出，科瓦滕没选定居者建立的殖民地，除了土著人民的悲惨命运之外，定居者建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已经成为成功的国家。科瓦滕的选择，在布莱克看来有失偏颇。

布莱克总结说，在评价大英帝国的历史功过时，需要以复杂性反对神话，以具体的语境化、情境化反对非历史主义，以相对主义对抗绝对主义。这或许有点不合时宜，但在公共辩论的过程中，考虑与自己不同的、对立的立场、观点和结论，正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的核心。

总的来看，亚当斯《重铸大英帝国》一书，因为写于1940年，基于当时的时代氛围和认知局限，对于大英帝国的功业，还是给予了带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论调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要全面评价大英帝国的历史功过，确实应该如布莱克所说，要回到民主制度的核心，面对“历史战争”、“文化战争”中各种对立纷呈的观点，展开公开、理性的辩论，从中阐发常新的历史意义，凝聚常新的历史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