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