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昌认为，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我国农业、种业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打造“创新友好”政策环境，加强种业原始创新，优化种业研发结构，加大种业科研投入，强化分子育种等新技术应用，为种业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注入持续动力，对于确保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产学研衔接机制，并鼓励地方开展联合攻关项目。如福建省2016年启动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集中“产学研政”四个领域的优势力量展开联合攻关，取得了良好效果。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张卫清认为，联合攻关实现了资源共享，打通了各单位衔接点，使材料更丰富、研发更精准、产品更接地气、落地更快速。

　　其次，应优化种业研发结构，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鼓励品种差异化竞争。专家表示，由于水稻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种子技术成熟、商品化率高、市场回报率高，因此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多数科研机构和企业都会选择水稻玉米，导致其他农作物科研水平逐渐落后。建议出台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支持方向，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强原创品种保护，鼓励企业差异化竞争。同时鼓励具有公益性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一些有利于百姓增收或粮食安全，但缺乏商业利益的农产品种子的研发。

　　其次，应完善品种保护立法，加快品种审定效率，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有必要尽快制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提高品种保护法律层级，增设侵害品种权罪，加大品种保护力度。抓紧农业知识产权反垄断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品种保护制度特别立法。部分品种审定可采用DNA测试法，在技术上缩短审定时间，增强企业创新品种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最后，应加强分子育种技术研究，为种业国际竞争做好技术储备。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分子育种技术是未来农业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我国虽然也有科研院所开展分子育种技术研究，但由于投入力量不足以及缺乏大田试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目前相关仪器设备乃至高等人才全依赖进口。

　　“如果不重视分子育种技术，万一未来与国际市场充分接轨，我国种业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一名长期关注分子育种技术的专家说，建议国家在保障省级科研院所对转基因种子研究的同时，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科研单位进行储备性研究，并保证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