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郑怀兴生于仙游,1971年始自学写戏。从1980年正式到仙游县编剧小组算起,他已专心写戏近四十年。　　郑怀兴成名颇早,创作于1981年的《新亭泪》是他第一部历史剧,也成为莆仙戏继上世纪50年代《春草闯堂》后,又一部蜚声全国的经典之作。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邀仙游县鲤声剧团进京,展演郑怀兴的三台戏《新亭泪》《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并为这个小县城来的剧作家举行剧本研讨会,使他的戏剧创作获得全国声誉。此后,《半月谈》杂志将郑怀兴与魏明伦、郭启宏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与他视野开阔、思想深刻、丰富多样的剧作形成反差的是,郑怀兴从事创作以来一直住在莆田市辖下的仙游县。起初这是不得已——他年轻时就承担起照顾祖父母和智障弟弟的责任,加上有些口吃,自认不适合到外面与人交往；后来他渐渐意识到,正是因为待在小地方,心无旁骛,自己才能写出这么多作品。　　“我在仙游编剧组,从来没有谁指定要写什么,我对什么有兴趣就写什么,有很大的创作自由。”郑怀兴说。　　莆仙戏,莆田和仙游一带特有剧种,是宋元南戏的活化石。上世纪50年代,陈仁鉴执笔改编的莆仙戏《春草闯堂》,引起全国轰动。莆田市只有两三百万人口,莆仙剧团却有100多个,庙会演出、乡村节庆演出是剧团主要的生存方式。　　儿时的郑怀兴就爱看莆仙戏,和小伙伴以树枝当刀剑,用树叶编头盔,自编自演,不亦乐乎。从事专业创作后,鲤声剧团一直是演出郑怀兴新作的“试验田”,剧团演职员素质高,培养了一大批爱戏懂戏的本地观众,这使郑怀兴如鱼得水。　　老师陈仁鉴的教导影响了郑怀兴一辈子:你只管把戏写好,不要去争什么待遇,该得到的都会得到。名和利是过眼云烟,只有好作品才能留下来。　　郑怀兴跟每个剧团合作都很好,他只强调一个:把戏排好演好最重要。“他们问我要多少报酬,我说那无关紧要,就是把戏演好,”郑怀兴说,“我从来不讨价还价,干吗讨价还价?!我们不是生意人,戏演得好才高兴。如果戏演不好,观众骂‘这是个臭戏’,那给一百万我都不要,觉得是耻辱。”　　郑怀兴的作品,大都为传统戏曲形式,但透出很强的思想性和现代精神。这个小县城的大编剧是怎么做到的?“读书和思考很关键,我从小爱看书,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郑怀兴说。他的书房,约十米长的一面墙全被古今中外的书籍所占据。　　其中有许多西方现代戏剧作品。“外国的剧本与中国传统戏相比,角度和立意不同,情节和结构很精巧；我认为,中国的戏曲,应该在坚持本民族特点基础上,大胆地向外来文化借鉴,这样才跟得上时代,与世界接轨。”他说。　　作为这一认知的实践,郑怀兴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等探索性的戏,直到20多年后才得以陆续排演。这些剧作虽不如他的历史剧有名,但被一些评论家视为郑怀兴更重要的作品,因其将中国当代戏剧“拉升到了世界水平”。　　迄今,郑怀兴创作了40余部戏曲作品和数部电视剧,涉及莆仙戏、京剧、晋剧、秦腔、琼剧等剧种,屡获全国奖项,演出率很高。2018年全国戏曲舞台上,郑怀兴的新老剧作有12台上演,成为令人称奇的艺术景观。　　“每个剧本都有自己的命运,急不得的。写出来后什么时候排演,能造成多大影响,都是它们自己的命运,编剧只要用心写就行了,别的不管。这就好像当父母,孩子长大后能不能成才,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父母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培养他们。”郑怀兴说。　　回望戏剧人生,郑怀兴充满感激。“比起陈仁鉴先生等前辈,我真幸运,在改革开放时代可以安心写戏,获得认可。”他说,若不是很早就奠定在全国戏曲界的地位,他这个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背景的小县城编剧,不可能被全国各地剧团邀请写戏,更不可能到台湾和国外去做交流。　　在2016年出版的四卷《郑怀兴戏剧全集》扉页上,作者写下:安身立命于梨园。　　“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平凡、单调、寂寞,而我自己营造的戏剧天地,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自己流连其中,常常也乐而忘返。”郑怀兴说。